生活无质量可言--农村孤寡老人靠谁养老 　 　　今年春节，我回到了豫东平原上的家乡，那个几年未见的村子变化不小，然变化更大的是二伯日渐苍老憔悴的面容。大年初一下午，很难得地聚到一起的我们叔伯兄弟6人坐在二伯那两间岌岌可危、在风雪中飘摇的土坯房里，同时还叫来村支书以及其他同村德高望重的人，很正经地商讨关于二伯的赡养问题。  　　二伯今年六十有三了，没有妻室家小，一个人波澜不惊地生活了大半辈子。而今，属于他的一亩二分瘠田再也无力躬耕了，生存，哪怕是最低层次的生存，很现实地摆在了二伯面前。按照村里既有的做法，他要在我们叔伯兄弟6人中选择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的人。 　　像二伯这种情况的人，村里还有几位。我不解，他们完全可以“五保”，或者在养老院里安享晚年，村里为啥不管呢？那样的话，或许生活得更安逸些。 　　“‘五保户’？村里早就没有‘五保户’了。现在土地都分包到户了，况且三十年不变，怎么个‘五保’法？头绪太多，根本无法操作。”村支书一脸无奈。 　　村里有一位在县政府跑事的，他的话更让人震惊：“你看看全县22个乡镇有几所养老院？告诉你吧，只有临近县城两个经济相对好点的乡镇有，而且也是缺这少那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感到不可思议。众所周知，我国已进入老年型社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1997年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3亿多。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老年人口依然会以较快速度增长。可以说，老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农村老年人口占了70%左右。然而他们所面临的现状如何呢？“打造老年人生活的良好环境”在农村无异于“画饼充饥”，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照料与服务明显滞后，生活保障制度极不健全。“老年社会福利”对农村几近于无，虽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应尽的义务，可真正“履行”的又有多少？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不但直接造成了农村一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生活上毫无“质量”可言，而且还有可能遭遇“非正常死亡”的人间悲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关心老人，爱护老人，老而不苦，老有所乐，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理想，是现代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最基本的操守。让每个老年人尤其是更弱势的农村孤寡老人幸福、安康、祥和地颐养天年，更是政府行为的题中应有之义。（南方周末 耿宝文） 　　对他们，我们所有的人都责无旁贷。   　　老龄化程度严重--谁来养活农村的老人 　　前不久，《经济》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世界性难题，10年后谁来为中国两亿民工养老》，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但至今仍被中国社会忽略的大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迈进了“老龄化”的门槛，自此中国的老年保障问题成为国内乃 至国际上普遍关注的热点。但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向正在误导我们，这就是20多年来人口研究影响的视线始终停留在人口的自然增长上，而对于另一个对老龄化问题影响极大的重要因素——社会流动造成的人口机械变动，却始终未入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们的法眼。 　　2003年末我去日本讲学，到四国岛的农村地区走了一趟。访问中，惊悉当地的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了30%-40%的地步。这就是人口机械变动的结果——年轻人都到东京等大都市务工经商去了。从日本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明天，因为日本曾经也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其实，2000年“五普”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因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当时的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城市，前者是7.35%，后者是6.30%。 　　这个数据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大城市，以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20%上下，按国际经验早就该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社会问题，但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出现。2003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55万，占总户籍人口的18.98%；预计到2005年，上海老年人口的比例会在20%上下，即5个人中有1个老人；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约33%，即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市府计生委的官员忧虑道：“不考虑人口流动的因素，上海将变成一个‘白发城市’。”但至少在今天来看，这样的忧虑恐怕是多余的，也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现实。因为在上海市1752万常住居民中，户籍人口是1354万人，而外来人口是398万人，占总人口的23%。虽说这个“外来的”社会群体所占比重还不到1／4，但基本上是青壮年劳动力，就是这将近400万的外来人口为本来有可能“垂垂老矣”的城市注进了青春的活力。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广东省的情况更可以乐观。据报道，广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在11000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7900万，而外来人口3100万，占28%。正因为这个原因，“五普”时广东省的“老龄化”居然还没有达标。深圳市则更不用说了，将近600万常住人口中，有400多万是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差不多是70%-80%。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以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天然的区位优势，“老龄化问题”可能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且不说政府对此倍加关注(可以想见，在上海市计生委官员忧虑的背后，一定会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回应)，就是由市场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解决一大块问题。 　　讲上海、广东的优势，是为了衬托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农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当外来人口进入老年期时，因为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制度性的经济福利保障，他们的收入就会成为问题；其次，这个社会群体的下一代进城讨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到他们进入老年期时，生活照料和亲情抚慰更成问题；其三，上述问题其实所有的农民(不管他进城不进城)都会遭遇到；其四，迄今为止，他们的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进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视野。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目前关注更多的是城市职工的养老问题；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外来人口的劳动力，当外来人口献出了青春和汗水之后，他们养老的问题却没有人愿意负责任——可能说得严重些，但现行政策的结果必然如此。 　　想一想未来几十年中，中西部地区实际上的老龄化程度达到30%-40%时的情景，是否会令人不寒而栗。西部的两会代表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好事。但是，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还是枉然。（南方都市报 阿诤）(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世界性难题 10多年后谁来为中国两亿民工养老    　　目前全国有2.5亿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10多年之后，这些农民工都老了，届时不会种田、没有田种的老民工将是一个严峻的社会安全隐患 　　文/本刊记者 王信川 　　不出意外，在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有一个提案将备受关注——实现农民工老有所养。 　　这个提案来自于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主委陈万志。在2005年1月16日结束的重庆市政协会议上，作为民盟重庆市委的提案，“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期间，民盟组的30多位重庆市政协会员还就此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座谈会，其中心议题便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如何社会化地实现？ 　　陈万志说，春节期间，各民盟区县组织都有团拜活动，他每到一处就宣传“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不仅如此，在今年重庆市民盟成立60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上，他仍会隆重地提出此事。 　　这个提案针对一个严峻的事实：西部民工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把青春和智慧献给了东部地区，而年迈体衰时回到西部，很多人积累的资金不足养老，西部将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东西部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这一提案的主要依据是一份约一万三千字的报告——《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由重庆市政协委员、綦江县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冯秀乾倡导并全额资助，民盟重庆市委调研室和綦江县政协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历时5个半月完成的。 　　现年60岁的綦江县政协干部胡世博，60岁的綦江县政协委员、县党校退休教师罗开国，以及32岁的县写作协会文员杨阳等，为调查组主要成员，而在早期的重庆市内调查时，还有两名民盟重庆市委的干部加入其中。 　　第一阶段的调查为民工输出地。从2004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调查组走访了川、渝、黔三省市9个区县的3200余名农户，以及部分当地的农村干部和企业主。 　　由于开具了民盟重庆市委及綦江县政协的介绍信，通过当地政协及民盟组织，这种走乡串户式的定点调查进展得较为顺畅，通过发放《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问卷调查表》，由各农户填写在外务工的家庭成员情况，获得了较为翔实的数据。 　　调查组所到之处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均耕地不足1亩，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70％左右，农民一年的人均收入为800元至1000元之间，而一个5口人的农村之家每年至少需要6000元的开支。 　　从2004年10月开始，调查组开赴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主要的民工输入地，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调查，这一次的重点主要是调查当地的各类企业。 　　对这一轮调查颇为有利的是，綦江县在外地打工的人很多，调查组事先掌握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到了当地以便“顺藤摸瓜”，并发放《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调查问卷》进行不记名的调查。 　　不少企业主对此有所抵触。2004年11月底，广州市民盟联系了几个企业主，结果都不接待，最后还是依靠私人关系才完成在该市的调查。而在许多省市，由当地政协、民盟以及社保部门联系的企业，往往比较规范，有的已经为农民工买了养老保险，或者为部分人员买了。 　　2004年12月15日从广州回到重庆，赴沿海地区的调查初步结束，胡世博他们回收到了2万多份调查问卷，此外每人还记满了两个笔记本。一直到2005年初，调查材料初步整理完毕，他们得出一个并不乐观的统计结果，即目前只有10％左右的农民工享受了养老保险，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也只有20％。 　　2005年1月中旬，重庆市“两会”召开期间，重庆市民盟打电话给胡世博，让他一天之内将调查结果浓缩为几千字的报告，从网上传过去，从而形成了一个提案。其后，民盟重庆市委又邀请了一些社会学、法学界专家对报告进行研讨，最后形成了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立法建议”，不日将提交到全国政协。  　　政策性歧视 　　如今在冯秀乾的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里做文员的成都女孩小王，曾在广东打工四年，那里的企业一般只为技术骨干、管理人员买养老保险，小王在广州时的工资较高，自己每月需缴纳100多元，公司也因此负担近200元。 　　2004年，小王离开广州到重庆綦江时被告知，如果开了证明，她能够转走自己缴纳的那一部分养老保险金，但因在綦江重新上保险比较麻烦，因而同她一起回来的朋友们都还没办理转移手续。不过，小王有一张从未使用过的保险卡，在网上可以查到自己的个人账户：缴纳了4年，有3000多元保险金。 　　胡世博说，由于尚未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如果农民工要异地转移保险金，则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部分，即相当于自己的没有利息的储蓄，企业和社会统筹部分大都不能转移，而输出地也没有接受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衔接措施。 　　事实上，多数地方政府要求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主要是为了弥补现在的支付不足，如江苏省丹阳市，现有城市人口的养老保险有很大缺口，国有企业转制职工的保障也严重不足，因而收取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金，用来支付当前的不足。 　　“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和短期性，他们人走了，顶多只能带走自己缴纳的那一部分，只占其养老保险金的30％，”胡世博说，他们很难享受到足额的养老保险金。 　　据广州市的有关规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是按当地上一年的人均年收入的60％作为基数，再提取21％作为农民工养老保险金，其中农民工自己缴纳8％(每月为100多元)，企业缴纳13％(近200元)，尽管大多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但实际上，企业支出的保险金，只有3％进入工人的账户，10％作为社会统筹并未进入。 　　据调查组透露，即使在广州，社会统筹部分估计已经被挪作他用，社保局没有什么资金实力，以至于40％的个人账户成为空账，即个人缴纳的部分也被挪用了。 　　而全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2004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在一次会议上透露，目前中国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6000亿，并以每年1000亿的规模在扩大。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周庆行教授在接受《经济》杂志采访时说，现今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险，基本上是现收现支，即“挖东墙补西墙”，按规定每年的新增人员在领取养老保险费时，财政无力负担，加上一些陈年老账，就只好动用其他人缴纳的保险费支付，这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金。 　　因此，这就造成了现实中农民工养老保险推进不力的两大瓶颈。首先是企业主大体相似的心态，即花钱为农民工买保险，但农民工并未得到实惠，反而还增加了生产成本，“如果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所有企业都买了，竞争的环境才会相对公平一些，”一些企业老板说。 　　其次，很多农民工也不愿意买养老保险，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在一个企业干15年，而即使满了15年，离开打工之地时，仍然很难享受到。尽管农民工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也十分巨大，但他们并未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相应的福祉。 　　周庆行认为，这是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制度缺陷，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工”存在了20年，直接导致“一城两制、一企两制”，而在社会福利上又往往优先考虑城市人口，包括养老保险问题，因此，除了财政、税收等体制需做调整外，必须对具有某种经济待遇和社会福利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真正享受到养老保险。 　　对于异地转移问题，陈万志认为，必须实行全国统筹，办理统一的保险卡，将农民工个人、企业和地方统筹部分都打进卡里，一旦离开，所有账户也随人走，接受地区的社保部门也不难办理转移手续。 　　“要想靠企业主的良知来推行养老保险是不现实的，因为有80％的企业主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陈万志说，这一项社会推进工程，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 　　无法拖欠的和谐成本 　　调查组认为，养老保险需要公共财政一定的支出，但绝大部分资金是积累性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2.5亿民工，其中流动的在1.2亿以上，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如果按照每人一年拥有2500元的养老保险金，则每年都要积累6250亿元，10年就是6万多亿元，加上银行利息为7万多亿。但如果10年之后这些农民工年迈体衰，都得由国家财政支出，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事实上，在如今“421”的家庭结构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而依靠土地养老也很难现实。周庆行认为，没有养老保险，就没有家庭安全，也就没有社会安全，国家着力解决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强的农民工“老有所养”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在目前的重庆市，各区县的劳务输出正值黄金时节，一方面人数达到高峰，另一方面年轻力壮，许多区县每年均有十几亿现金汇回来，但10多年之后，这些农民工都老了，届时不会种田、没有田种的老民工，就成为新的救济对象，给各区县带来新的贫穷和不稳定。 　　调查组认为，现在开始全面推行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的条件已经具备，但应当“逐步推进、区别对待”。具体而言，首先是对劳动关系比较稳定的农民工，如技术骨干、管理人员等，可与当地职工并轨，享受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由当地政府组织实施。 　　其次，对于大量流动性强、工期较短的农民工，可以从工伤、大病的养老保险开始，这对他们而言，更为紧迫也更易接受。 　　再次，养老保险可以采取“低进低出”，降低门槛，扩大覆盖面，尤其企业缴纳的部分，可以考虑降低至10％左右。 　　再一点就是关于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问题，可以采取全国联网的方式，通过商业保险等渠道，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发放。 　　此外，对只生一个且为女孩的农民工，可以优先办理养老保险，政府应补贴多一点，这样才能避免人口的结构失调，最关键的是性别失调，因为73％的农民认为，生儿子就是为了养老需要。 　　陈万志认为，全国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全面启动，至少需要5年时间，而在全社会推广开来，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因为这牵涉到公共资源的重新配置，甚至要打破现有的一些利益格局，“必须要有国家的财力和法律制度做保障，”陈万志说，这对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目标是大有帮助的。　(详情请见《经济》杂志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