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来源：玉环新闻网日期：2010-8-19点击数：
不离不弃，不了情
听一位耄耄老人讲述他与痴呆症老伴的真爱
23年前，她患上“脑神经萎缩（早老性痴呆）”，医生曾判定她大概只有七八年的存活时间，但她一直坚持到现在；23年来，她从记忆迅速减退、逐渐失去讲话能力，到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最后失去吞咽功能、靠插胃管进食……一路走来，非常艰难曲折。
为了护理她，他曾苦不堪言，几近崩溃，但“做一个人，道德和责任很重要”。他不离不弃，始终与老伴厮守至今。
这位令人敬佩的老人，就是年近耄耄的玉环籍省级机关离休干部邓孙复。
55岁时，老伴突然的了“早老性痴呆”，医生说只剩下七八年的时间了。从此，我上班天天带着她。
我老伴朱志平，比我小1岁，今年78岁了，是省文化厅离休干部。1985年，我老伴55岁。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我最近经常忘这忘那的，也不大能胜任工作了，觉得很累，要么提前办离休手续算了？”本来按照规定，像她这样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可以一直到60岁再办离休手续的。
当时，听了她的话，我大吃一惊，便开始仔细观察她的症状。我发现，别的没什么，只是她的记忆力确实越来越差了。比如，她打开水龙头洗手，手洗干净了，结果水龙头却忘记关了；上厕所时顺手把裤腰带往旁边一放，上完厕所，却怎么也找不到裤腰带了……那段时间，反正她经常在家里找这找那的。后经浙江医院CT扫描等一系列检查，确诊为“脑神经萎缩（早老性痴呆）”。
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告诉我们，此病类似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病情，目前，医学界还没有办法治好，病的其因也不是很清楚。医生还告诉我们，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此病平均存活期大约七八年左右，要我们家属在思想上有个准备。
就这样，我给老伴提前办好了离休手续。考虑到她一个人在家可能比较无聊，再说我也确实不大放心她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上班时天天带着她。每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带她到我单位一起上班。那时，我们单位里有个图书馆，我就让她在那里看看报刊杂志，等到下班时再接她一起回去。
渐渐地，她对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独立生活能力越老越差。那时我家住在2楼，记得有一次，她一个人下楼去倒垃圾，我也没在意，结果却在楼下垃圾箱旁转了半天，怎么也记不起回家的路了，最后还是邻居发现后把她送回来的。
从此，她就不敢独自出门，我也不放她独自出门了。
没办法，我只有时时把她带在身边，无论出门散步还是购物。
就这样大约过了3年。
在这3年时间里，她的记忆力迅速减退，渐渐失去了讲话能力。
发现她渐渐不太会讲话时，我很惊恐。回忆过去的共同情感，一度是我的精神支柱。
发现她渐渐不太会讲话时，我很惊恐。一度，我想多和她讲讲曾经共同经历过的战斗生活，试图以此稍稍挽回她的记忆。这也一度成为我的精神支柱。
曾经，我和她一起参加过游击队，一起经历过解放温州的行动。所以，我们是一对从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夫妻，感情非常深厚。
我们俩都是玉环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考进了玉环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和她是同班同学。
她有个哥哥，叫朱仁禺，是地下党玉环区委负责人之一。那时，我是学校地下党党支部书记，刚好归朱仁禺分管。为了掩人耳目，每当区委有什么工作上的指示，文件和材料都是通过朱志平传递给我的。渐渐地，我们俩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
1948年下半年，师范毕业前夕，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去浙南游击中队括苍支队。第二天，我就偷偷地到游击队去了，在那里学习无限电报业务。
不久，朱志平也参加了游击队，因为是学医的，当了游击队的卫生员。在游击队里，我们又碰面了。之后，我们俩一起参加了解放温州的行动。
1949年下半年，我调到杭州工作，朱志平则继续留在温州。
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我随部队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就在朝鲜战场上，我写信给她，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朝鲜，我们在上甘岭打了整整1年的仗，曾经有连续几天几夜，蹲在坑道里，因为没有饭吃，我得了胃溃疡、胃出血。但我一直坚持到朝鲜停战后，组织上把我送到山东治疗，并转业到山东省委工业部工作。当时，她也从温州地委调到济南工作。我们俩终于再次回合。1956年冬天，我们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再之后，从山东调回杭州，再到玉环，最后重新调回杭州工作。一路上，我们俩都是一起并肩走过。
为了护理大小便失禁的她，我苦不堪言，几近奔溃，自己得了“忧郁症”，我一个大男人，真的度日如年！
我也一直觉得，做为一个人，道德和责任很重要。所以，我要对她做到不离不弃。
说说简单，但那段时间，我的日子真的一点也不好过。
大约在1988年，她患病3年后，逐渐大小便失禁，不大会讲话了。这下，我可苦了！
因为那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器，一到冬天，日子简直没法过。再说，那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护理病人。
突发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她明明好好地在吃饭或者走路，结果大小便失禁拉出来了，她却一点也不知道。每遇这种情况，我就得马上给她换洗衣服。遇上冬天，还得立马烧开心给她清洗干净。
虽说，那时我们也请了个小保姆，但小保姆因为年轻，也是一点不懂得护理。我们想了个办法，一下子做了十几条棉裤、8条棉被、8条垫被，可遇上下雨的日子，还是不解决问题。后来，我的对门邻居张晓劳得知情况后，买了一台烘干机送过来。我们的“危机”才临时得以解决。
那一阵子，为了护理大小便失禁的老伴，我一个大男人，真的度日如年！
我很发愁，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我吃不下饭，晚上也睡不着觉，体重骤减，最多时曾经一下子轻了10公斤，在家里昏倒过好几次。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外甥从玉环来看我们。那天，我搂着朱志平坐在椅子上，外甥惊叫了起来：“舅舅，你怎么了？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这声惊叫，把我叫回到现实中。我决定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医生判定我得了“抑郁症”。在医院里，医生跟我说：“你爱人得了这个病，你如果再生病躺倒，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你只有自己振作起来，才能管好她。”就这样，在医生的鼓励疏导下，我下决心面对现实，把自己身体养好，和老伴一起，过好每一天。
1998年，听从医生的建议，送她到医院后，我稍微轻松一点。从此，不论刮风下雨，我天天去医院陪她。
1998年，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把老伴送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老年病区。3年前，又转到杭州市中医院老干部病房。6年前，我们又先后请来两个保姆照顾生活。这下，我终于能够稍微轻松一点。
但我始终放下她。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每天凌晨3时起床的习惯，起来后烧饭、烧开水，吃完之后，坐公交车去医院看她。一年365天，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雷打不动。
在医院里，我们给她按摩、扶她走路，我轻轻地讲话给她听。一晃，10年又快过去了。
自她住院的那时起，我们家就多了几道规矩：每年给老伴过生日、年三十全家在病房里过。
实际上，我和子女们从来都不过生日，但我们却每年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过。每年的9月2日，是我老伴的生日。每年，我都这样教育子女：“妈妈生病了，你们对她要有孝心，千万不能忘记医院里还有个妈妈躺在那儿。”其实，生日也很简单，无非是买个蛋糕，大家聚在一起稍稍坐会儿，“看看妈妈，吃点蛋糕，而已。”
每年的大年除夕，我也都事先买来饭菜，带领儿子、女儿全家，一起在病房里，“陪妈妈一起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