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秉琪出身于我县楚门,曾是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现已退休。他的一生,在困难中前进,在逆境中挣扎,坎坎坷坷60年没有倒下,最终享誉东北医坛。其事迹曲折动人,鲜为人知。
一
1942年秋,我在楚门东方小学教了半年书,担任五年级班主任,教语文和社会,兼教六年级的社会课,张秉琪就在我班中,有两个很深的印象烙在我的脑际:一是他个子很小,和陈意顺同学坐在第一排第一桌,和我讲课的位置很靠近;二是他的作文写得好,常被我拿来向同学们示范。
时隔60多年,恍如昨日,挥之不去。离开东方小学后,彼此天各一方,音讯杳绝。上世纪90年代我编文史时,从他姐姐张燕征处得知张秉琪的有关信息,他去东北后时有给我来信,信中称呼很亲切:“朱先生,敬爱的老师”,信中饱含着浓浓的师生之情,读后如一杯清醇香醪,沁人心脾,令我备感温馨与慰藉。这是继童宛书之后第2位东方小学如此敬重和关爱我的学生,我打心底感激他们。
去年他从东北寄来由他与同事合编的《肿瘤标志物临床手册》一书,最近又给我寄来他撰写的4本有关老年保健的书籍。据张燕征说,张秉琪已连续写了十本书,都将陆续付梓出版,可谓是大器晚成,名噪东北杏坛。
我在《台州日报》“天南地北台州人”栏目中曾介绍过玉环籍在外从医的专家学者:有鸡山的叶本法,是南京医学院教授;楚门的李义清,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教授;大麦屿的刘欲团,是重庆三军大教授,胸外科专家,我介绍的是他们的丰功伟绩,并推荐他三人入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望森主编的《浙江古今名人大辞典》。但对于张秉琪,我意在侧重介绍他坎坎坷坷六十年的不幸遭遇。
二
张秉琪于1932年10 月 1日出生于楚门镇,父亲张迪三,出身学徒,毕生经商,曾经营酒坊和染坊,还要种十多亩农田。母亲生了12个孩子,他是倒数第三。
不知为什么,张秉琪虚岁5岁就被赶去上学。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楚门曾遭敌机轰炸,逃难和生病成了他儿时重要的生活内容。他先后在三官堂短期小学、东方小学和楚门小学断断续续读了8年书。
1945年抗战胜利,玉环还没有中学,他只得跋涉去温岭县中读书(半年后玉环县立初级中学在楚门创办)。1945年秋,他因病辍学,次年春天插班玉环中学,还当了班长,成为玉环中学的首届毕业生。在玉环中学的两年时间是令他难忘的,那时,他的姐姐张燕征离家参加浙南游击队,父母曾冒着砍头之罪分别进山看望,原想把姐姐拉回家,不想饱受教育而归。这也使他对共产党和革命事业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他和山里的姐姐以及几位大同学常通信,山里也常有信或油印小报送出,他便负责在深夜往各家门缝里送。在班上,他和罗地福、李学仁、陈根秋等同学一起学习《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那几年他父亲被国民党政府视为“首恶匪属”,吃官司、坐班房,并屡遭敲诈勒索,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逆境中张秉琪不仅痛恨反动政府,而且很快成熟起来。
1949年1月,张秉琪考入省立温州中学读高一。5月初,解放大军还未渡江,浙南游击队就解放了温州。数天后,他见到了分别已久的姐姐。但是暑假回家后,海上已被国民党那些起义后又叛变的部队封锁,不能回温州上学,他便在家乡参加宣传队,晚上教民校,并于12月首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初,海匪力量削弱,几名在温州上学的学生都急着复学。春节过后几天,张秉琪便取道乐清去温州。那天晚上他住在西青码道一同学家,就在那一夜,国民党海匪分路偷袭楚门,后来听说其中一路就在他们住处附近悄悄通过。张秉琪在温州中学继续读书一年半,热情很高,尽管学习生活很艰苦。他当了三个学期的班长,还每天为校门口的黑板报更新一次。但是他不能继续上学了,土改时他家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土地被分掉,国民党海匪把他家当作“首恶匪属”,不仅把他家洗劫一空,还抢走了农民送来染色的布。父亲把家当全用来赔偿了,家庭经济陷入困顿。过去三个学期,父亲为支持他上学已竭尽全力,同学中还有比他更困难的,他不忍与同学争助学金,但又不愿失学,怎么办?抱着事在人为的信念,张秉琪决定出去碰碰运气。他在上海找了一阵子,又去南京,终于在金陵大学附中找到了学习机会,读到高中毕业。那年首次全国大学统一招生,他响应号召去东北,进入了大连医学院。
三
在大连的5年,真可谓是张秉琪人生的一大转折。华东地区北上的学生集中上海,招生委员会指定他为4名学生专列车长之一。抵达大连报到之后,他即被指定作团干部,并被列为入党对象培养。
那5年中,他对党怀着诚挚和感激的心情,思想上单纯到几乎没有杂念,惟有勤奋学习和工作。他还兼任院刊一个专栏的编辑,并以代表的身份参加学院和市内团和学联的所有会议。但就在毕业前的数天,他突然被宣布为“右派”,罪名是“为反党炮弹(指发表在院刊上的一篇鸣放稿件)起过擦炮弹的作用(指编辑常规文字处理)”。他从而被取消了留校资格,贬至辽宁省锦西县医院当外科医生,后来从事泌尿外科。
这一突如其来的遭遇犹如五雷击顶,对一个20多岁的人来说,当然痛苦万分。但是困难和打击没有使张秉琪气馁,他自知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并深信终有一天将得到昭雪,并激发自己夜以继日地工作,把生活作息安排得没有一点空闲,其实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
为了积累临床资料,他从每月仅28元的生活费中省下买相机和胶卷的钱,摄取病例资料。他的行为感动了领导和群众,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便被晋升为主治医师,后正式任命为科主任,还被选为院务委员。至1966年前的几年间,他曾发表《腹腔手术遗留异物》、《蛔虫性肠痉挛及其临床类型》等数篇论文,其中《直肠膀胱穿透伤的早期处理》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上。
但好景不长,摘去右派帽子后张秉琪还是个“摘帽子右派”,抹不去烙在额头上的无形烙印。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被打入另册,头上又加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为了保持心理平衡,也怕万一丧命将失去研究成果,他白天接受批判、参加劳动,晚上整理资料,写成一本叫《男性性机能障碍》的小书。这本书在“四人帮”倒台后的1980年出版,成为国内该范畴的第一本书,直至去年还第四次再版。
专政剥夺了手术权利,张秉琪便改行作研究癌症化疗,这成了他后半生事业的开始。1975年,在卫生部中医中药偏方验方调查研究室的支持下,当地领导为他成立了锦西地区肿瘤研究所,用于从事癌症的偏方验方调查和实验室与临床的验证。他做了河豚毒素和蟾蜍等抗癌应用的一些研究,论文《蟾蜍药酒治疗恶性肿瘤附151例报告》,发表于1978年辽宁省科学大会。他们的研究所小有名气,曾应邀去北京参加煤炭部徐金强部长的医疗组,这个组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组成,后来又特邀为我国一位高级将领会诊。
1978年,张秉琪调蚌埠医学院附属安徽省肿瘤医院。同年,他的右派头衔得到彻底否定,结论是:没有任何反党言行,纯属错划。
四
那时,张秉琪的母亲已去世,86岁的老父要求他回家一起生活。在蚌埠,张秉琪一家的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他决定回家乡。
1980年初,张秉琪调入台州医院,从事肿瘤临床,可惜老父仅和他们一起生活半年便谢世了。1985年,他被任命为台州地区医药卫生科技情报站站长兼医学会秘书长,并主编《台州医药》杂志,此后又任医学会副会长、省医学会理事。
在台州的几年中,1983年张秉琪被评为台州地区惟一的“文明医生”。他1984年入党,此后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不少,但还是适应不了行政工作,在地区领导的同意下,于1986年被“招贤”到锦州医学院(现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次年任肿瘤科主任,1993年晋升主任医师。这些年来,他忙于日常诊治和院内外会诊,以及学院学报的审稿工作。他还做了几个科研课题,发表了20多篇论文,其中《腹腔穿刺法腹腔内化疗的研究》在中日丝裂霉素学术交流会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该课题从设计、动物试验到临床都显示了毒性低效果好和省钱等优点。1993年,他在另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该课题6年来的研究总结。另一课题——《乳房癌术后创面人工痂皮应用的研究》,改变了过去乳房癌术后切口不能一次愈合、或植皮失败而长时间等待延误化疗的局面,这两个都是首创的课题。
1994年,张秉琪退休,但仍在做临床工作。他把电脑放在诊察桌上,下午有空时,就写自己的东西。2002年,他出版了癌症科普书——《与癌症患者实话实说》,在华东书展上得了奖。直到3年前,他76岁了才离开临床,接受出版社的约稿写书。前年出版了专业工具书《肿瘤标志物临床手册》,是一本很前沿的书。去年,他说自己“感到衰老的迹象多起来了,怕剩下的时间不太多,有些紧迫感,为闭上眼睛之前少些遗憾想抓紧时间多做些事”。他全力投入工作,去年共写了9本书,有肿瘤科普的,也有医学科普的,有《肿瘤的正确诊断和治疗》、《肿瘤康复期的治疗》、《妇科肿瘤与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饮食治疗癌症的最新方法》、《我们在吃什么——解读食品的营养与安全》、《取舍——让癌症远离你和你家庭》、《人体有话对你说》、《退休后健康顾问》及《胃癌及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调养》等。今年他已写了《小病不可小视》和《肝癌及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调养》。
张秉琪仍在笔耕不止,经常查阅资料和敲键盘,淡泊寡欲,心气平和,少有杂念。他每日生活有规律,粗茶淡饭,目前还没有什么要紧的毛病,正以工作为主的方式颐养天年。作为他的老师,我深为有这样的学生骄傲,更祝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