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董仲升因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而被驱逐出境。返回家乡玉环后，他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以小学教员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公开身份，适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主革命道理，教育培养了杨炎宾等一大批进步青年，重建玉环地下党组织，秘密发展党的力量。地下党组织通过组建各种进步团队，团结并带领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
第二章 点燃抗日烽火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小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和袭击日本守备军，当即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仅四个多月，日军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抗日。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影响下，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兴起。
一、重建玉环党组织
1933年8月，董仲升因参与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反殖民斗争，被英殖民者驱逐出境，被迫从南洋回到家乡玉环。
- 董仲升
1935年，他出任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开设初中文化补习班，秘密组建读书会，传播民主进步思想。1936年上半年，杨炎宾参加读书会，与陈能和、董南才负责读书会日常事务，以县民众教育馆名义编印《新言》刊物，联络进步同学，引导大家关注时局变化和发展，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
1936年秋，中共浙南委员会委员黄先河吸收董仲升加入共产党。1937年12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原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名义，在平阳山门畴溪小学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粟裕任校长，黄先河任副校长，黄耕夫任教务长，通知浙南各县党组织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学习。1938年元旦刚过，董仲升选送吕平、杨炎宾、柯爱菊、陈增佳、董南才、潘徽宏、胡义夫、董服官、董服伺、朱荷香、叶克明等，由吕平带队到温州找到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吴毓，由他转介到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3月18日凌晨，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留三个短枪班，主力部队由粟裕将军率领开赴皖南前线，编入新四军。陈增佳、董南才两人随粟裕将军北上抗日，其余参加学习的玉环人回当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4月，董仲升介绍吕平（化名林星）、杨炎宾（化名杨一士）加入共产党，秘密成立中共玉环县支部，董仲升任书记。7月，中共温州中心县委书记黄先河派宣传部长林国挺到玉环，审批新发展的党员，成立中共玉环中心区委，董仲升为书记，吕平为组织委员，杨炎宾为宣传委员。
8月，国民党温台防守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查封新四军驻温州办事处，抓捕中共浙江临时省委领导人谢文清等七人。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按照“隐蔽精干”的方针，撤销温州中心县委；鉴于日军封锁瓯江口，玉环与温州海上交通经常中断的现实，将玉环党组织划归台属特委。10月，中共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和组织部长陈阜到玉环，将中共玉环中心区委改为中共玉环县工作委员会，董仲升改任主任。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撕毁国共合作抗日协定，实施“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7月7日，抗战两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简称《七七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8月，董仲升参加中共台属特委在天台召开的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党代会精神。回到玉环，他随即向吕平和杨炎宾作了传达，并嘱咐他俩要谨慎行事。
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10月，中共玉环党组织按照中共台属特委指示，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先后在县城府后山、西溪、三合潭、西门、瑶岙、枫水、东青、楚门等地建立了八个党支部。
【一一九传单事件】 1939年11月7日，中共台属特委派陈方汀（后叛变）到玉环，要在城关召开党员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七七宣言》，要求组织人员将传单样张进行翻印，统一时间在全县各地张贴散发。董仲升对形势恶化非常警惕，提出反对意见。而陈方汀一意孤行，执意在城关召开党员扩大会议，部署在全县范围内张贴散发传单。因意见未能达成一致，董仲升拒绝参加会议。
会后，杨炎宾、吕平、潘徽宏积极落实，在柯爱菊家楼上秘密翻印传单，然后将传单送到坎门、楚门等地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手中，约定11月9日（农历九月廿八）夜统一张贴散发。杨炎宾带传单到鹰东小学找地下党员胡义夫和李升高，落实任务后又到坎门找地下党员杨谟和另两位渔民党员，将传单从鹰东、钓艚一直散发张贴到教场头、里岙、双龙一带。金廷辅接受了在港北片张贴散发传单任务，觉得传单太少，就与汤佐平一起秘密打开东方小学的油印间，刻印了许多，随后布置民众夜校学员林子梅、殷盛东、陈君夫、孔松宝、陈忠连等人，乘夜间秘密分头到楚门、清港、沙门的街头和三角眼、田岙等路廊张贴。一夜之间，城关、坎门、楚门、清港、沙门等地大街小巷到处出现红色传单。第二天，人们三五成群地争相观看，议论纷纷。
国民党玉环县长方引之为此十分恼火，传审东方中学教师董仲升、叶克东（中共党员，国共合作后释放政治犯时从南京陆军监狱出狱回乡），以及杨炎宾、坎门中心小学教师周志濂和环山中心小学教师朱荷香等五人。董仲升和杨炎宾发现党外人士周志濂也被传审，意识到国民党没有掌握底细，因此不仅不承认散发传单一事，还向国民党官员宣传“抗日、团结、进步”道理。方引之苦无实据，只好将五人释放。这就是惊动玉环的“一一九传单事件”。事后，方引之强令董仲升、叶克东立即离开玉环。
- 杨炎宾烈士
陈方汀回特委后，汇报了玉环党的工作，建议改组玉环党组织。特委考虑正值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董仲升身份已经暴露，不宜继续担任书记职务，而应转入隐蔽战线，于是，决定成立中共玉环县委，杨炎宾任书记，吕平为组织部长，潘徽宏为宣传部长，柯爱菊（化名罗竹兰）、王道根为委员，分别负责妇女、农民运动；董仲升任中共台属特委文化党团副主任，与特委宣传部长林尧单线联系，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
1940年，形势进一步恶化。2月，中共台属特委决定将杨炎宾、潘徽宏调离玉环——杨炎宾调往临海，潘徽宏调往黄岩与林尧一起开展工作。4月，吕平接任中共玉环县委书记，王道根分管组织，朱仁禺（化名黄原）分管宣传，朱树森负责青年运动委员会，柯杨炎宾烈士爱菊负责妇女运动委员会。7月，国民党在浙南大规模武装“清乡”，中共台属特委撤离，中共玉环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年底，吕平前往乐清朴头，按照中共台属特委意见，撤销中共玉环县委，改为中共玉环城区中心支部，隶属中共乐清县委。
- 青年时期的邱清华
1941年2月，郑梅迪到楚门恢复中共玉环县委，吕平任书记，杨干（化名李正之）为组织部长，郑梅欣（化名宋伯欣）为宣传部长。吕平主要负责城区党的工作，兼任城区中心支部书记；杨干、郑梅欣负责指导楚门党支部工作。
11月，中共台属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南局指示，取消委员会制，改为特派员制，吕平为中共玉环港南特派员，郑梅欣则回乐清。
1942年2月，叶龄银（化名王德明）以中共玉环县特派员身份隐蔽在东方小学，开展地下活动。
下半年，吕平与柯爱菊、王道根三位党员合股在县城南门城下办起碾米厂，柯爱菊负责财务，吕平和王道根当工友，常借外出买柴油之名联系党的工作。
1943年11月，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乐清党组织发现郑梅迪有所动摇。特派员邱清华（化名何明）秘密到玉环指导地下党工作，决定让吕平、柯爱菊撤离玉环，赴浙东四明山游击队根据地，同时让隐蔽在东方小学的乐清籍中共党员立即撤离。12月初，中共浙南特委江北办事处主任吴毓指示乐清县党组织，暂停与玉环港南党组织联系，玉环港北党的工作由汤少林联系。
事件的发展果不出所料：1944年4月10日，郑梅迪坐轿来到乐清虹桥镇，向国民党第八区“肃奸”队队长陈家璧指派的永嘉县党部调查员方涛、“肃奸 ”队政治组长夏巨珍和驻乐清的副队长项加兴等人当面办理了自首手续，并填写了一份线索表。不但供认自己是中共乐清县委书记，还供出了乐清县、区级干部二三十人，成了叛徒。党组织采取果断措施，在乐清朴头处决了郑梅迪，为乐清和玉环党组织消除了隐患。
二、组建抗日先锋队
随着抗日阵线的拉开，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一批血气方刚的进步知识青年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队，更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烽火社和快报社
1937年，日军步步逼进，国民党军队节节退让，华北局势告急。5月，董仲升授意杨炎宾等在玉环秘密创办烽火社，刊出《烽火》月刊和壁报，宣传抗日救亡道理。
参加烽火社的成员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也有个别青年店员。《烽火》月刊用16开毛边纸油印，每期发行上百份。刊登沈钧儒主编的《救亡日报》、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沈志远主编的《世界知识》、邹韬奋主编的《读书生活》等报刊杂志里的抗日文章和温州地下党组织寄给董仲升的宣传资料。杨炎宾还自撰评论与时事分析。《烽火》免费发放给教师、学生和店员，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激发了全县人民抗日救亡情绪和爱国热情。
夏日，出于对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贫苦农民和对国民党官吏欺诈百姓的痛恨，杨炎宾、陈增佳、董南才等人商议，把宣传抗日与争取民主自由结合起来。于是，他们找来几个同学悄悄地在民众教育馆书写“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压迫，实行民主自由 ”等标语。董仲升发现后，提醒学生：“这些标语不好随便写，弄不好要坐牢杀头的。”杨炎宾等点头会意，乘晚上夜幕笼罩、行人稀少时，将标语从南门贴到县府前的牌坊，又从西门贴到西青街。第二天一早，大街上的革命标语哄动全城，国民党官员大为震惊。十几天后，七八个警察突然包围了董仲升宿舍，翻箱倒柜搜查了半天，最后拿了一本《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作为证据，将董仲升押走。在审讯中，董仲升据理力争，玉环警察局无可奈何，只好将他移送到温州。温州警察局因查无实据，只得将他无罪释放。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听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国民党县政府官员惊恐万分，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他们争先疏散家人，转移文件，准备流亡，这引起了民众思想的混乱和迷茫。为了及时向民众报道抗战前线战况，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民众团结一致抗日，打击国民党官僚贪生怕死的逃跑主义思想，安定社会秩序，董仲升提议改烽火社为快报社，将《烽火》月刊改办为《快报》日报。
快报社每天凌晨派两人到坎门东山国民党海军无线电台索取收录的抗日前线战况新闻，同时转载《新华日报》、《救亡日报》上的有关文章，当天整理编辑刊出《快报》。《快报》免费赠阅，以最快的速度及时报道民众普遍关心的国家大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大鼓舞了民众抗日必胜的信心，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有的出钱，有的捐赠纸张、油墨等支助办《快报》。于是，《快报》日发行量从起初的近300份猛增到1000多份，版面由一张花占纸增加到两张。《平型关大捷号外》印发2000多份，被社会各界抢阅一空。但这样一份广受民众喜爱的《快报》只办了近三个月，就因遭国民党特务查抄而被迫停办。
（二）战时青年服务团
1937年9月9日，三艘日舰从海上炮击坎门，企图近岸登陆，遭坎门国民党守军还击而未得逞。18日，日军摧毁坎门东山国民党海军无线电台，十多人登陆坎门赵三王，遭县自卫独立中队狙击，死伤数人，余部溃逃回舰。此后，日舰经常停泊横趾山一带，封锁瓯江口，劫掠往来船只，并经常登陆侵扰，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百姓苦无宁日。
抗战全面爆发后，温州、台州等地以民众教育馆名义组织知识青年、学生成立战时青年服务团，联络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公开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董仲升应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负责人孙绍奎邀请，出席了以永嘉为中心的温台各县青年团体联合会。回到玉环后，董仲升以民众教育馆馆长身份，以民众教育馆为活动场所，发起成立了玉环县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活动经费在民众教育馆宣传费中开支。原快报社成员全部转入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推选热心抗日救亡事业的陈全斌（陈增佳父亲）、朱瑞元（县立医院医师）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股。参加这一团体的主要青年有金廷辅、吕平、杨炎宾、董南才、陈增佳、柯爱菊、杨谟、叶崇森、朱仁禺等30多人。
宣传股分为口头宣传组和文字宣传组，又组建歌咏队和演出队。吕平带领口头宣传组30多名晨呼队员，每天清晨到县城八角亭（现烈士陵园小山坡），高呼 “抗日高于一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华进行曲》、《热血》等抗日歌曲。杨炎宾带领文字宣传组，制作抗日壁报、画报、图片，张贴抗日口号标语，散发宣传资料。歌咏队和演出队编排《农民痛苦》、《张家店》、《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出征军人上前线》等话剧，下乡公演，突出抗日救亡、保家卫国这一主题，抗战声势日益壮大。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还响应“抵制日货就是爱国行动”号召，冲进西青街陈某百货店，将其店中的日货全部搬到三官堂前的天井当众焚毁。
坎门小学教师陈昌明召集同学李孙义、黄伯凯、潘欣保等人成立坎门青年救国服务团，组织学生丁世祥、叶木兴、李毓芳等进行抗日宣传，成立歌咏会、宣传队，到群众中去歌唱抗日歌曲，在街头、庙宇戏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揭露日军暴行和侵略野心，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和对日军的仇恨。黄伯凯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为题，在坎门小学朝钓艚岭头的墙壁上画了一幅油彩画，形象逼真。后来日军入侵坎门时，发现了这幅壁画，气得发狂，用扫帚洗刷，用铁铲磨，都揩不掉，盛怒之下一把火烧毁了坎门小学的教室、礼堂、办公室、图书室等。
叶克东也在楚门建立战时青年服务团。城区、坎门、楚门三个服务团相互配合，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保持与永嘉、温岭等地抗日救亡团体的联系。
1938年1月，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主要青年骨干赴平阳参加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其他队员仍然坚持抗日宣传活动。
(三)战时政治工作队
1938年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以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及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争取最后胜利，为一切努力之总方向。”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接受共产党人建议，制订《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组织通则》，命令全省各县建立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战时政治工作队。4月，国民党玉环县政府根据省政府的要求，筹建玉环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县政工队），张榜招考政工队员。
董仲升动员不久前从平阳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归来的十多名青年报考县政工队。县长方引之虽然了解参加平阳学习青年的一些情况，但出于“为已所用”的目的，全部予以录用。董仲升以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身份参与政工队筹建工作，给队员讲课培训，引导大家推选进步青年朱瑞元担任队长，杨炎宾担任副队长，掌握县政工队实际领导权，使县政工队成为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思想的公开力量。原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大部分成员加入政工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县政工队在吕平、杨炎宾带领下，沿用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出墙报，刷标语，上街演讲，下乡演出，宣传抗战前线战况和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玉环全县充满了浓厚的抗战氛围。他们到东门、东岙里、瑶岙、府后山、西门、西溪、枫水、三合潭、塘里、塘垟等地组织农会、妇女会，举办妇女识字班，向广大农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述穷人贫穷的原因和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的道理，使群众深受启发。还在城南桃花岭等乡村，发动妇女捐献军鞋、布袜、手帕等物品，将募得的慰问品直接寄给新四军。
县政工队突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顾忌。县长方引之准备派心腹任政工队队长，以便控制县政工队。为了标榜民主，他决定采取选举方式确定政工队队长，提名自己的亲信、县政工室主任侯企之为候选人。中共玉环县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选举中间人物谢振泰出任政工队队长，并作了周密部署。一场争夺县政工队领导权的斗争发生了。选举那天，方引之大显威风，带领卫兵挎着驳壳枪来到政工队，临场监选。当选票唱到三分之二时，黑板上谢振泰的票数已占绝对优势，侯企之的票数却寥寥无几。方引之顿时恼羞成怒，但又无可奈何，悻悻地拄着卫身棒中途离开会场。但他不肯就此罢休，过了十多天，即以“组织不纯”为借口，对县政工队进行重组，不到一年时间政工队自然消失。
(四)城区抗敌剧团
杨炎宾等撤出政工队后，中共玉环县支部研究寻求其他公开形式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方便开展地下活动，杨炎宾被聘任为县民众教育馆义务干事，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沿用城区战时青年服务团名称，吸收社会上一些爱好文娱的进步青年，组建城区抗敌剧团。
剧团编排了丰富多彩、通俗生动的文艺节目，到各地巡回演出，揭露日军和汉奸的暴行，鼓励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剧团活动范围比较广，城区各乡、坎门教场头、鹰东、楚门、外塘、清港、陈岙、大麦屿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夜里演出，以演话剧为主，民众称之为“文明戏”，如《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汉奸的下场》等，还演出自编的现代京剧《千人针》、《张家店》等，每到一个地方一般都要演上二三个晚上，场场都挤满了观众。白天到街头进行宣传，每到一地都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粉墙上涂写大幅标语或画上宣传画，还伴有演说、歌咏、街头剧等表演。剧团所到之处，当地民众都放鞭炮、敲锣打鼓迎送，体现民众对抗敌剧团的喜爱，也表明抗敌剧团激发了民众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
剧团在下乡演出时，还访贫问苦，使许多青年了解了农民的苦难生活，知道了农民的需求和渴望，增强了阶级感情，提高了政治觉悟。
在城区抗敌剧团影响下，玉环第一区县立环山中心小学（简称环山小学）也成立了抗敌剧团，公演《刺背忠烈图》、《梁红玉》、《战临沂》等剧目。与此同时，社训剧团、省第六流动施教团等都举办了各类演出活动，掀起了抗日救亡新高潮。
在抗敌剧团活动过程中，一批反动官僚和地痞流氓从中作梗，强行将几个剧团合并在一起，提倡京剧、反对话剧，提倡旧剧本、反对新剧本，使剧团逐渐失去原有的进步性。为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逐步退出了剧团。
(五)“民先”玉环分队
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根据党中央决定，在北平抗日救亡青年中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作为共产党领导抗日救亡青年的纽带，联系、团结和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中发展中共党员。这一革命青年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
夏日，杨炎宾、董南才、陈增佳、陈能和等，商议筹建玉环“民先”，但因缺乏组织经验没有成功。
1938年4月底，中共玉环县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在县城秘密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台州总队玉环分队。支部宣传委员杨炎宾担任队长。杨炎宾将参加过平阳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的柯爱菊、潘徽宏、胡义夫、朱荷香等组织起来，培养吸收李升高、王道根、杨谟、叶崇森、朱仁禺等人，以县政工队员公开身份，深入附近农村秘密发展“民先”组织，开展“民先”活动。
“民先”是共产党外围组织，参加这一组织必须有人介绍，并填报表格，成员均为进步青年。“民先”的主要活动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宣讲员携带油印的党内秘密小册子，到各地“民先”队宣讲，组织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分析抗战形势，宣传反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革命道理；举办识字班，组织“民先”队员和贫苦民众学文化；发动“民先”队员参加农会，实行“二五减租”。“民先”活动都是在晚饭后开始，直到深夜。为了避免遇上国民党军警，还要特地绕道返回。他们的活动地点较为隐蔽，大多安排在荒凉的坟坦或不显眼的农家内室。民众对“民先”活动十分支持，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听宣讲。“民先”玉环分队发展很快，东门、西门、东岙、瑶岙、三合潭、城南、西青塘、东青等地都成立了“民先”组织。不久，“民先”组织扩展到坎门、楚门等地。
1939年秋，中共中央指示，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要尽可能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形式，团结各阶层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民先”是少数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团结面较窄，不利于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况且此时各地地下党组织也已普遍建立起来，不必再通过“民先”这一纽带去团结群众，“民先”的使命已经完成。为此，中共玉环县委于1940年初结束了“民先”活动，将一些符合条件的“民先”队员吸收入党，其余队员转入其他群众组织并成为骨干。
“民先”玉环分队虽然从成立到结束不到两年时间，但在宣传抗日救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理、唤醒民众积极抗日、发展地下党组织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临工队和服务队
1942年春，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在华东战场发动了浙赣战役，萧山、绍兴、宁波、金华相继沦陷，永康、丽水、温州告急。5月30日，日军再度从坎门登陆，进攻玉环县城，国民党县党部、政府机关撤到了楚门灵山寺，县政府衙门却挂了块“玉环县政府港南办事处”的牌子，只留民政科长郭顺梅看家，整个玉环岛处于无政府状态，老百姓对抗战前途普遍感到迷茫和担忧。
为了发动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玉环港南特派员吕平召集城区中心支部成员，在柯爱菊家楼上召开支部会，商议组织青年抗日救亡团体事宜。他们分析，近期日军骚扰不会停止，县长以定邦一时不敢回城，他政治上失意，有偏安海岛、笼络民心、稳住自己“小朝廷”的思想。这正是地下党组织领导知识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好时机。会议决定由共产党员朱树森出面，组织公开合法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朱树森的公开职业是环山镇中心国民学校（简称环山小学）教师，在青年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而且在国民党眼中也不怎么显“红”，比较适合与国民党上层打交道。第二天，朱树森以城区广大知识青年代表的身份出面与民政科长郭顺梅谈判，阐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提出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政府弃城而走，自知有失民心，所以没有理由拒绝广大青年的抗日要求。而郭顺梅则还有个人野心，他从温岭来到玉环，在当地缺乏基础，手下又缺乏能干的人，因此很想利用抗日活动捞点政治资本，所以谈判进展顺利。经请示县长以定邦后，双方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玉环县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简称县临工队），委派朱树森为队长，负责招收队员，一律尽义务，不拿薪水，活动经费和宣传用品由港南办事处供给。于是，中共城区中心支部派地下党员到知识青年家中进行动员。
- 吕平(中)、朱树森(右)在一起
6月初，县临工队在县城文庙西面的两间房子里宣告成立，队长朱树森宣布了县临工队的宗旨与工作计划。参加县临工队活动的有朱树森、朱仁禺、叶崇森、李升高、陈昌镛、傅美英、杨谟、潘人杰等十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以及邱昭宏、朱仁林、陈能和、蒋孟毅、林崇汉、林崇美、杨素英、阮美凤等20多名进步青年。他们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满腔热情地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不久，在县临工队的联络、指导下，楚门由王咏樵出面，坎门由刘章进负责，成立了相应的组织，与县临工队遥相呼应，再次掀起抗日救亡活动高潮。
县临工队围绕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开展歌咏活动和文艺演出，在大街小巷张贴抗战壁报，印发《玉环青年》特刊，起到了团结群众、坚定信心、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作用。《玉环青年》刊载半月时事、专题评论、散文、木刻、诗歌、漫画以及转载《民族日报》、《时代日报》、《刀与笔》等进步报刊的好文章。专题评论针对性强，分析国际、国内战局，揭露贪污腐化、走私漏税行为，评说全县“青运”“妇运”工作。参加编辑《玉环青年》的有朱仁禺、陈能和、朱仁巴，杨谟负责刻字、封面设计。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丁世祥、王咏樵、张人勋（化名王凝）、刘章进等人。
抗战时局是全县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的大事。县临工队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举行了“抗战前途”讨论会，参加者除县临工队员外，还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在会上发言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部分队员事先根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作了充分准备，畅言立论，表明抗战是一场正义的持久战。
县临工队通过组织体育活动增强团队凝聚力，成立了晨光篮球队和海燕篮球队，中共地下党员成为这两支球队的骨干力量。尽管时局异常紧张，但环山小学操场经常有篮球友谊赛，吸引了各界观众。这与当时官僚士绅们贪生怕死的心境形成鲜明对比。海燕篮球队取名于高尔基的抒情诗《海燕》，寓意深刻，让人们联想到，那些被日军的炮声吓得惊慌失措躲藏到灵山寺的国民党官僚，正如《海燕》里的海鸥、企鹅一样掩藏不住自己的恐惧，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而这一群共产党领导下的热血青年，面对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却挺身而出，勇敢顽强地坚持战斗，就像高尔基笔下临危不惧、勇敢搏击的海燕。
中共城区中心支部把县临工队作为团结教育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扩大中共政治影响的主要阵地。城区中心支部例会在柯爱菊家楼上召开，中共玉环港南特派员吕平和柯爱菊两人一起参加，但他俩较“红”，公开场合不宜露面，因此一些日常性事务则在城区中心支部书记朱树森家楼上处理，朱树森、朱仁禺、杨谟、叶崇森参加。县临工队从成立之日起，领导权一直掌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手中，工作也开展得比较顺利。
1942年8月以后，日军对沿海的骚扰缓和下来，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机关陆续迁回县城，并加强了对港南的统治。兼任三青团区队长的郭顺梅看到县临工队里有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在群众中又很有威信，一直想插手“青运”。经过一番策划，他先在西门三青团团部大门口挂出“三青团玉环区队直属玉环县青年战时服务队”（简称县服务队）的牌子，委派温州人林朝杲当队长。林朝杲手下配有两名专职干事，但两人人生地不熟，又不学无术，什么事也干不成，县服务队成了一个空架子。郭顺梅让林朝杲拉拢乃至接收县临工队，但没有得逞。
有一天，林朝杲跑到县临工队拉拢队员参加县服务队，但大家认为县服务队属三青团，名声不好，都不愿意参加。几天后，林朝杲带着那两个干事到县临工队找队长朱树森，声称“奉县座命令，临工队是临时的，现在时局已稳定，临工队要撤销，所有人员都由服务队接收。”朱树森和队员们听后很气愤，就跟林朝杲激烈争辩。林朝杲见势不妙，赶紧溜走。
林朝杲碰壁后，郭顺梅亲自找朱树森谈话，强调“撤销临工队是县座决定，应限期解散，毋庸违背”，又说“大家如志于抗日宣传，可以参加服务队”。谈话后，国民党县政府就停止发放县临工队的经费与一切供应。
中共城区中心支部冷静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针，决定避免与国民党政府正面对抗，忍痛领导全体队员有条不紊地结束县临工队工作。最后几天，队员们每晚照例聚集文庙。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高唱着抗日歌曲，突击刊出了最后一期《玉环青年》。刊物扉页发表《向读者告别书》，文章经过集体讨论后，由陈能和执笔完成。刊物封面登载由杨谟制作的木刻，画面是一个愤怒的青年，擎着一支大毛笔，面对幽暗的囚窗，怒目而视。木刻标题是“愤懑”两个大字，表达了这批热情高涨的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愤慨。大家坚信抗日的烽火是扑不灭的，抗日的力量将像怒吼的黄河之水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县临工队解散后，县服务队因没有青年参加，仍然是一个空架子，队长一筹莫展。郭顺梅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找朱树森，要他去负责县服务队。朱树森请示了中共港南特派员吕平后，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对策，大家认为郭顺梅主要是出于个人野心，想把县临工队这批进步青年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党支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对在国统区的教育、经济、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的指示，经过权衡，认为只要抓住领导权，挂什么牌子是可以将就的，于是指派朱树森等人加入县服务队，伺机想法把县服务队变成再生的县临工队。
朱树森被委任为县服务队队长，还担任了三青团直属区队长，安排原县临工队的中共党员朱仁禺、潘人杰分别为专职干事和抄写。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仍成为县服务队骨干力量，城区青年又汇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围，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打击赌博，整治社会风气。县服务队还将参赌的国民党官僚押到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认罪受罚，大煞官僚士绅的威风，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当初，国民党政府拉县临工队原班人马进县服务队，企图打着抗日救亡的幌子，以达到控制青年活动、笼络民心、扩充个人势力的目的。现在县服务队违背了他们的主观意愿，公然惩罚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因此遭受国民党的敌视与封锁。11月下旬，县政府下令立即停止活动，县服务队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白皮红心 ”岁月。
（七）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
1942年7月，经叶龄银同意，王咏樵以东方小学校长的身份，凭着与县长以定邦熟悉，出面申请建立了楚门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队员以东方小学师生为骨干，联络社会上的部分爱国青年，共三四十人。楚门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与县临工队遥相呼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县服务队停止活动后，楚门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于1943年初改为三青团玉环县战时青年服务队，而队员们习惯称之为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仍由王咏樵领导，并组建抗敌剧团下乡巡回演出。
1945年3月下旬，日军再次侵占玉环岛，中共楚门工作团负责人丁世祥（化名陈琪）让王咏樵出面，恢复原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活动，吸收从城区、坎门撤到楚门寄宿在楚门小学的朱仁禺、杨谟、叶崇森、朱仁林、叶见颖（化名林梅）、李毓芳、吴爵渊、吴爵华、陈道生等一批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青年服务队下设组织、宣传、总务等股，钱启敏任组织股长，陈道生任宣传股长，吴招民任总务股长。队址设在楚门西门王咏樵家新造的两间店屋的楼上，由楚门小学提供伙食，经费主要由王咏樵供给，丁世祥也拿出自己在北监盐场当雇员的工资充作活动经费。后来，丁世祥又要求在清港建立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清港分队，以解决楚门沦陷后的退路问题，由中共地下党员孙玉夫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开展活动。
- 1944年11月楚门区抗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
正当楚门地区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开展时，县三青团负责人朱仁旸来到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提出将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改称为三青团玉环县战时青年服务队，企图掌握青年服务队的领导权。王咏樵向丁世祥作了汇报，丁世祥召集中共楚门工作团成员进行反复讨论。根据眼前形势，如果断然拒绝同对方谈判，王咏樵他们就无法进行公开活动，对今后的斗争不利。权衡利弊后，大家认为可以考虑谈判，并拟定了几条原则：一是绝对保证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即王咏樵的队长职务不能让，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队中的骨干位置不能变；二是必须坚持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三是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原班人马不动，并保证战时青年服务队的独立性，三青团不能干涉队务活动。会后，丁世祥派谢劳去中共乐清县委请示并队事项。中共乐清县委认为，为了取得公开合法的斗争权利，以便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队问题可以考虑，同意中共楚门工作团拟定的几条原则。根据中共乐清县委指示，丁世祥等人又详细分析了情况，确定对策，同意将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改名为三青团玉环县战时青年服务队，但不公开挂牌，实际上仍以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的名义进行活动，继续在中共楚门工作团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朱仁旸曾要求王咏樵向他汇报战时青年服务队活动情况。丁世祥指示原则上不予理睬，如硬要其汇报就敷衍一番，于是王咏樵就敷衍应付着。
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采用壁报、墙报、快讯、街头演讲、歌咏演出、夜呼、晨呼、游行、散发传单、专题讲座等多种活动形式，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战长期性、艰苦性宣传教育，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他们还参与对日反击战。
【抗击日军侵占楚门】 1945年5月2日，日军300多人再次侵占楚门，驻扎在温岭江厦的温台护航大队奉命连夜行军到清港，准备与日伪军展开一场恶战。王咏樵带领战时青年服务队全体成员六七十人撤到清港，以清港小学为大本营，迅速作出分工部署，全体成员分为宣传动员、救护慰问、后勤生活三大组。
周仁驹带领张人勋、吴云才、周行、吴爵华、周守林、颜钦尧、胡敏等二三十人，分小组深入清港、外塘街头巷尾及各个村落，展开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敌，还深入沦陷区侦探敌情，递送紧急情报、信件等。战斗打响后，王咏樵跟在县长以定邦身边，让他更加坚定反击日军的决心，并协助以定邦指挥攻打东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护航大队长毛止熙向战时青年服务队提出派员协助运送弹药到前沿战地的紧急要求。周仁驹、张人勋、颜钦尧、周行、胡敏、苏福顺等六人自告奋勇赶赴作战指挥部接受任务，连续三天三夜，冒着枪林弹雨，将几十箱弹药运送到离日伪军占据的北门城头仅五六十米的前沿战地。
钱启敏带领徐春英（又名徐雪涵）、林国英等十多人，协同当地政府来回奔走于战地与后方临时医院之间，做好伤病员护理和慰问工作，又奋不顾身到前线送水送食。
队长王咏樵兼任后勤生活组长，十多位青年、学生协同料理，数十人一天三餐全部由王家承担，每餐均从外塘王家送到清港小学，还买来数支朝鲜产别直参给重伤员服用。
战斗结束后，战时青年服务队担负起安葬阵亡士兵、照顾伤员等工作。谢劳、陈展（化名高光）、周仁驹等深入乡村募捐筹款，慰问抗日士兵。日军撤离玉环岛后，战时青年服务队一边协助安定社会秩序，一边配合调查日伪军隐蔽情况。在坎门不仅查获大批日伪军物资，还协助侦查到日伪军联队队长世古隐藏地点并将其抓获，在外塘地主赵某家当场捕获日伪军温州情报组长颜邦栋及一名要员。
战时青年服务队对国民党官兵抗日的一面给予拥护支持，对他们投降妥协的行为则进行揭露、抗议。服务队在楚门抓获一名日军暗探交县政府惩办，但因此人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董运铎有亲戚关系，经董运铎出面调和后被释放。队员们闻讯后非常气愤，当晚张贴大幅标语和油印传单，迫使县政府将其重新缉拿归案。
战时青年服务队先后吸收100多人参加抗日活动，一直到日军投降才停止，让广大爱国进步青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与磨练，培养了一批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