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玉环地下党组织十分重视在知识青年中培植党的有生力量，根据玉环简师知识青年集中的特点，把目标瞄向玉环简师，将这个国民党政府为其统治服务培养师资力量的地方，演变成地下党培植革命有生力量的重要阵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浪潮。大批有理想、有文化、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经过斗争磨练，意志更加坚强，思想更加成熟，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五章 掀起民主浪潮
玉环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简称玉环简师或玉师）创办于1942年2月，在离县城七八千米西南郊三合潭三个庙开办。这里殿宇巍峨，气势恢弘，三面环山，环境清幽。玉环简师利用寺庙厢房作教室。第一年春季招收四年制新生和师资训练班各1班，每班40人，以后春秋两季均陆续招生。1944年秋季增至5班，共 160人，原校舍不够用，因此有2班设在县城文庙。1945年春，日军侵扰县城，首届学生回校只有12人，暂时分配到各小学任教，其余班级均迁到楚门筠岗济理寺。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县城文庙。这年秋，首届部分回校学生与第二届合并一班，开始招收三年制新生。1949年4月玉环解放后，玉环简师大部分学生参加革命，生员锐减，原在校生并入楚门中学，学校停办。在七年半时间里，毕（肄）业学生207人，直接跟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101人（参加游击队65人，参政 36人），中共党员62人（派入与在校内入党28人，在游击队入党17人，在地方入党17人）。
一、玉环简师地下组织
玉环简师作为玉环县“最高学府”，国共两党都把各自力量渗透到玉环简师，使其成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激烈角逐的重要阵地。国民党要培养学生为其统治服务，共产党要领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推翻“三座大山”。玉环简师学生大多数是贫苦劳动人民子女，但也有极少数学生依附国民党政府。玉环简师校长和部分教员由国民党县党部及政府官员兼任，尤其自姚莲生接任县长后，国民党当局想方设法控制玉环简师，不断撤换、解聘不符合他们要求的校长、教师，委派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监委主任、三青团骨干、地主势力等担任校长、教导主任，三青团也企图伺机发展团员。就在这样一所完全控制在国民党县政府手中的学校，中共玉环地下党组织经过精心策划组织，对青年学生进行民主革命思想教育，引导他们追求进步，使玉环简师成为共产党培养革命有生力量的阵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
（一）抗日少年训正团
1943年春，在淮南中学读书的郑云卿、林建勋（化名钱华）、阮禾秀（化名胡秀）、俞金江等七八位同学建立了抗日少年训正团（会），介绍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林建勋又写信给玉环简师学生吕光贤（化名苏斌），要求他在玉环简师建立同样组织并开展活动。吕光贤收信后即邀周芳斌、阮积鋆、赵典池共同组建抗日少年训正团。
- 青年时期的林建勋
抗日少年训正团的宗旨是：团结进步同学，接受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他们搜集红色书报，在进步学生中传阅；积极发展新成员；主动接近进步同学，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实质，提高同学的爱国觉悟。吕光贤等人白天选择三合潭北山的坟坦为活动场所，晚上一般聚集在三合潭北山吕光贤和阮积鋆租居的民房楼上，通过读书与谈心活动，团结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参与爱国民主活动。
玉环简师抗日少年训正团与淮南中学林建勋保持单线联系，经常通信汇报交流活动情况，在林建勋指导下开展工作。为了保密和便于通信，林建勋从阮积鋆、吕光贤、赵典池、周芳斌四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以方言谐音，组合成代号“浙江典兵”，看似省名加人名，让人感觉是与浙江哪位友人通信，因此他们的活动一直未被外界察觉。
1944年底，由于林建勋及淮南中学抗日少年训正团其他几位成员参军入伍，玉环简师抗日少年训正团与淮南中学抗日少年训正团失去了联系。
（二）青年民主研究会
1945年10月，为了抢占玉环简师这块重要的革命阵地，培养和团结大批有理想、有文化、求进步的青年学生，郑梅欣委托已参加海上大队的林建勋、阮禾秀渡海到吕光贤家，代表海上大队邀请玉环简师抗日少年训正团的“浙江典兵”赴海上革命根据地参观。当天傍晚，他们到达江岩岛，受到海上大队大队长兼政委郑梅欣接见。郑梅欣首先肯定玉环简师抗日少年训正团的工作成绩，然后畅谈了浙南革命斗争形势、括苍山根据地概况和游击队斗争的艰苦历程，详细介绍了国内、省内斗争发展趋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讲解了制止内战、重庆谈判的重要意义；最后指出，形势已发生了大的转折，抗日少年训正团使命已经完成，要建立青年民主研究会组织。郑梅欣代表党组织宣布，将抗日少年训正团改名为青年民主研究会，其使命是宣传党的政策，教育和组织群众起来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制止内战、实现和平而斗争。吕光贤等人深刻领会郑梅欣此番谈话的意义，当场写了入会志愿书，成立玉环简师青年民主研究会，由林建勋直接指导青年民主研究会工作，吕光贤为主要联络人。
从海上回来后，吕光贤即动员李杰华参加青年民主研究会，向他简要介绍了该会的性质、宗旨、入会条件、活动内容等。这些与李杰华1944年暑期在家乡乐清白溪组织的读书会章程内容差不多。李杰华认为青年民主研究会名称更具政治色彩，同时他也向吕光贤介绍了白溪读书会的详细情况。于是，两人商谈将两个组织合并统称为青年民主研究会。后因吕光贤工作变动，这个设想没有如愿。但此后两个组织之间加强了图书交流和会员之间的联系，起到了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作用。
玉环简师青年民主研究会以读书会的形式，认真组织青年学生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及其他进步刊物，了解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军事、经济形势，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真面目，让青年学生认识到国民党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从而增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使命感。
（三）玉师学生党支部
中共城区中心支部十分关注玉环简师这块青年学生聚集的教育阵地，派地下党员盛世樵（化名董强）进玉环简师读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43年8月，城区中心支部委员杨谟到章家村盛世樵家传达组织决定，要求盛世樵既要学好功课，练好本领，团结同学，力争取得师生信任，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基础，同时要做好长期潜伏的心理准备，切忌急躁冒进，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既要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又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和党的方针政策。
- 青年时期的盛世樵
按照党组织指示，盛世樵入学后从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入手，利用自己班长和全校学生自治会出版负责人身份，组织进步同学出壁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恶意图和对玉环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向同学们讲述南宋金兵入侵宋高宗弃土南逃的历史故事，隐喻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大举侵华时临危逃跑的事实，激发师生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课余时间，盛世樵常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内、国际形势，阅读进步书籍，与应圣源、郑修良、盛从春、张增良等人成立秘密读书会。读书会会员不仅思想进步，而且学业成绩优秀，在同学中具有一定威信，能将更多的同学团结在一起。1945年7月，中共城区支部重组后，丁世祥指示朱仁禺负责指导玉环简师学生运动。9 月，盛世樵介绍应圣源、郑修良加入共产党。11月，中共玉师党支部建立，盛世樵担任支部书记。
1946年春，丁世祥在楚门渡头（现龙溪渡头村）应圣源家召开玉环简师党员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学生运动。丁世祥就今后工作向盛世樵作了指示：一要正确认识形势，对蒋介石可能发动全面内战作好思想准备；二要开展学生运动，为了避免暴露地下党组织，以“反独裁、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为主题，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动学生起来斗争，将矛头集中指向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三要继续通过读书会提高学生政治觉悟和革命理论水平；四要在斗争中逐步吸收新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会后，在党支部领导下，广大进步学生多次举行罢课示威斗争。
盛世樵之后，林福寿、邓逊复、张昌斌先后担任过中共玉师支部书记，共发展26名学生党员，这对保证玉环简师学生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抵制国民党、三青团争夺青年思想阵地起到重要作用。
（四）玉师秘密读书会
玉环简师大多班级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学生课外读书蔚然成风。他们阅读的书刊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青年修养、人物传记等。有的书籍由在上海工作的玉环简师毕业生代购邮寄给赵典池，如《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白毛女》等。但是邮寄这些书既冒险，也不容易收到。董仲升和进步教师姚扬徽借给读书会的进步书籍有《八月乡村》、《莺梦集》、《石炭王》、《屠场》、《西行漫记》等数十册。地下党还组织进步同学阅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1946年以来，读书会订阅的进步刊物有《民主》、《周报》、《群众》、《文萃》、《时代》、《世界知识》、《新闻类编》。城区支部为他们提供《新华日报》、朱仁禺自编的《新文摘》和乐清地下党组织出版的《工农先锋》等进步书刊。
- 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学习的革命书籍
中共玉师支部逐渐深刻认识到读书会的积极作用：读书会是地下党组织联系广大青年学生的桥梁纽带，通过读书会引导广大青年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校内培植一批强烈追求真理、追求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读书会是促进全校进步青年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防护墙；读书会是同学间互通信息、交流经验、了解国内大事的传声筒，1947年7月，地下党第一次组织玉环简师学生和小学教师20多人参加括苍游击队，消息传来，大家思想都受到震动，很多人暗自下定决心，也要上山下海加入革命队伍；读书会是进步青年提高革命理论水平、增强对敌斗争信心的助推器，促使大家勇敢地参加民主革命运动。
各个班级的读书会会员积极参与刊出壁报。郑修良主编校自治会校刊《潭声》，叶尚青担任美术设计和编辑，稿子征集不拘形式，有评论、随感、杂谈、诗歌、漫画等，内容丰富多彩，颇有政治性和战斗性。在血雨腥风的年代，大家撰文作画都很小心谨慎，旁敲侧击，隐晦地揭露社会黑暗腐朽，表达对旧社会的憎恶和抗议。获悉两名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后，他们立刻发表了“美国军队滚出中国”的言论。他们还通报国民党军警残杀西南联大师生的“一二一惨案”和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等震动全国的消息，激起大家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愤恨。各个班级也都办起了级刊，有冯显福主编的第五届毕业班级刊《海啸》、叶善龄（化名李洁）和叶尚青主编的四年级级刊《学圃》等。这些校刊、级刊所载文章笔锋犀利，在校内师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五）玉师学生联合会
1948年下半年，中共玉师党支部书记邓逊复离校参加括苍游击队，港南分区委决定由张昌斌接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全校学生只有67人，留下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只有张昌斌、赵金水和黄开柳。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中共玉师支部主动团结进步学生，在校内秘密建立玉师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先后吸收陈生伊、陈玉雄、萧欣、苏秀、陈安宁、梁世土等40多人入会，超过全校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三。
学联会常把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借给会员传阅，促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现实，思考国家前途，参与革命活动。有一次，陈生伊与某教师发生争执，校方为此大做文章，以受“赤色分子”影响为由开除陈生伊。于是，学联会在地下党指导下组织学生罢课，上街张贴宣传标语，群情激昂，惊动整个玉环县城。最后，校方只得不了了之。
二、玉环简师民主浪潮
中共浙南特委一直关注着全国和浙南地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展情况，要求各地党组织通过学生运动，吸收进步青年学生入党，总结学生运动经验，提出学生运动方针与任务，为浙南地区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中共玉环地下党组织响应浙南特委号召，团结带领广大师生开展争取和平、民主、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掀起“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浪潮。
（一）要求恢复港南供粮
国民党县政府规定玉环简师学生吃的公粮，由学生自己从国家粮库领出再交给学校。1944年春，国民党当局不顾学生利益，决定把学生供粮点从县政府所在地港南改到离学校15多千米远的港北，给学生领粮运粮增加了许多困难与麻烦。
学生们在部分教师的支持下，向县政府提出取消这项不合理决定，要求恢复在港南供粮，但遭到县政府拒绝。政府官员这种蛮横态度激起了师生们的愤慨，董服升、李杰华等十几位学生自告奋勇地代表全校同学到县政府找县长以定邦交涉，可出来见他们的却是教育科长。他盛气凌人地对学生代表说了一通空话，还训斥学生不安分守己，胡乱闹事。学生们与他辩论，怒斥他不关心学生利益，粮库有粮却硬要学生到港北领粮。有的学生要拉他到县长面前评理，有的学生要拉他到粮库看个明白，教育科长见势不妙便找借口溜走了。
学生代表回到学校向同学们讲述了交涉情况，大家听后更加愤怒，一致主张要找县长以定邦评理。当日下午，他们组织了100多位同学，带了扁担、箩筐、麻袋等工具，浩浩荡荡奔向县政府。沿途群众了解此事的原因后，都对学生的举动表示支持。
游行队伍到了县政府门口，尽管荷枪实弹的卫兵横加阻拦，可哪里挡得住被激怒的学生。大家径直冲向县长办公室，非要以定邦出来说话不可。但出来的仍是教育科长，接着是田粮科长，学生们根本不卖帐，接连把他们轰走。相持一段时间后，县长以定邦终于被逼了出来，听了学生的一番理论和驳斥，自己觉得理亏，最后只得答应学生要求，把供粮点改回到青南南大岙粮仓。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和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使他们更加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
（二）揭发虚报冒领公粮
1945年上半年，由于日军侵扰玉环岛，玉环简师被迫迁到楚门济理寺，港南一批学生因此无法上学。学校决定将首届部分回校生与第二届合并，港南首届学生上半年停课，提前到各小学实习。6月，校方仍将这些学生名字造册，虚报冒领了这部分学生的公粮。担任学校会计的朱仁林发现这一情况后，与董仲升一起将此事告诉盛世樵，并向教职员工作了披露。盛世樵发动八名同学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理论，教职员工也提出要求，将这笔公粮折款用来改善教学条件，迫使校长承认虚报冒领公粮这一事实。
（三）反对政府削减学米
随着国民党准备全面内战步伐的加快，军费开支日益增加，国统区人民负担越来越繁重，导致学校教育经费大大削减。1946年上半年，玉环简师学生原来每人每月4斗6升公粮、教职员工每人每月2担8斗薪米均被削减了一半，直接损害了师生的切身利益。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被迫辍学，学生数量锐减，学校教职员工也难以维持生计。
6月的一天，中共玉师党支部召开会议，针对这一情况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势必要增长军费，也势必会削减教育经费，期望恢复原来的待遇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借此事来教育同学们看清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提高同学们的觉悟。会议决定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动反对削减学米罢课斗争，揭露学校教育经费减少、师生难以维持生计、学生难以继续学习是国民党准备全面打内战造成的恶果。他们提出“恢复4斗6升学米，使学生吃饱饭”口号，动员更多的学生参加罢课。当时，盛世樵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他和郑修良、张增良等讨论起草了《告全县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由汪云明负责刻制油印，除在本县散发外，还寄到温州、乐清、温岭等地中学，争取更多师生的声援。陈齐才、苏为民等乘夜深人静上街张贴标语，甚至贴到了国民兵团的岗亭上。
几天后，学生们在东门于公远坟地集会，应圣源表明这次集会的目的，盛世樵宣读了《告全县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号召同学们起来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接着，学生们举行游行，一直走到县政府门口。中共玉师党支部成员穿插在队伍中，向同学们宣传内战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同时，姚扬徽、顾露容、朱仁林等十几名教职员工也在董仲升的发动下声援学生反对政府削减学米斗争。
这次罢课虽然未能恢复原有公粮待遇，却让学生们接受了一次深刻而有意义的政治教育，在整个活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民主斗争奠定了基础。
（四）驱逐顾长官门人
抗战胜利之初，姚莲生任玉环县长，带来了一大帮亲信，分别安插到县政府各重要部门。玉环简师来了两位新教师，其中一位县长亲信林恩植，兼任学校训导主任。
在学生印象中，学校训导主任总是同立场顽固或国民党一套苛刻的管理方法联系在一起，有些训导主任就是国民党得力干将或特务。因此，学生对训导主任总有几分戒心。可林恩植来到学校后半年多时间里，给人印象却与众不同。他说话慢条斯理，平时不摆架子，还主动接近学生，经常约学生到他房里谈心，说些要学生 “关心时局”、“顺应潮流”的话，讲了许多关于“民主”、“自由”的道理。他擅长画菊花螃蟹，画好后题上“黄菊黄兮田蟹肥”，然后送给他喜欢的学生。
有一次，他约李杰华等几个学生谈话，煞有介事地告诉大家，发现玉环简师学生不太关心时局。学生们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自己经过明查暗访，发现没有一个学生在看一些“时髦”的书报杂志。李杰华告诉他，这是因为学校不提倡不支持的缘故，非学生不求进步，建议他今后在公开场合多多提倡和引导。
果然，在一次“纪念周”仪式上，他竟大讲起他的那些“民主”、“自由”的观点来，然后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兴亡大事，顺应历史时代潮流。从那以后，学生们原本只能秘密阅读的进步书刊，如今都可以公开阅读、转借了，一时间整个校园里阅读进步书刊蔚然成风。
这一下使得林恩植大伤脑筋，大叫“过头了”、“要收回来”。有个学生跟他开玩笑说：“林老师不要‘叶公好龙’，这是你自己在‘纪念周’仪式上公开提倡的，同学们响应学校的号召，校内刚刚开始出现一点民主自由的进步气氛，怎么就说‘过头了’、‘要收回来’呢？”弄得林恩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国民党县党部很快知道玉环简师学生阅读“危险”书刊成风的情况，扬言要到玉环简师搜查。学生们得知消息后，一面通知大家做好防备，一面放出消息说是学校当局提倡的，谁敢来查就用石头对付他。这一消息被误传为玉环简师学生的箱子里放了石头，准备与搜查的人打架。县党部的人知道后，果真不敢去搜查。后来，董仲升告诉学生，其实县党部的人是因为怕玉环简师学生手中的进步书刊太多，如果搜查出一大批，会牵涉到许多人，最后不好处理，再加上他们担心学生闹事，真的打起架来不好收拾，所以只是通知玉环简师校方加强教育防范了事。通过这件事，学生们对林恩植的真面目有了初步认识，同时也摸清了国民党县党部外强中干的实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青年民主研究会负责人吕光贤到海山武工队接受关于开展“争民主、争和平、反内战”群众性运动的新指示，带回一捆油印宣传品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青年民主研究会全体会员收到书后便认真地学习起来。针对当时同学们的思想实际，会员们准备出一期墙报，中心内容确定为：揭露国民党搞政治独裁、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真相和美帝国主义假“调停”、真帮蒋打内战的阴谋，同时宣传《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观点。大家讨论后决定，吕光贤、李杰华组稿主编，应汝源负责版面编排，赵典池负责版面美化。除组织同学积极投稿外，青年民主研究会会员人人动手写文章，吕光贤、应汝源负责揭露蒋介石假和谈搞独裁，李杰华、陈明秋负责揭露美蒋狼狈为奸，赵典池负责宣传《新民主主义论》。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紧张准备，取名为“野火”的墙报刊出在大成殿山门前左侧大板壁上。墙报文章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短小精悍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几篇重点文章经号称“小才子”的赵典池题头画烘托，加上报头设计新颖，还有漫画、插图点缀，吸引了许多人争相观看。有的称赞这期墙报使他们大开了眼界，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有的认为“太暴露了”，担心刊出墙报的要吃亏；有的则指责这是“行为不轨”。尤其是林恩植，夹在人群中一脸苦相地读着墙报，一反慢条斯理的常态，破口大骂这期墙报是“赤化分子的赤化宣传”，大肆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说自己眼睛是雪亮的，一看就知道学校里有赤化分子，要大家注意不要上当。他在一次“纪念周”仪式上竟然借题发挥，大骂“赤化分子”，并亮出“在下乃是长期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手下干过事”的老底。他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这些胆大妄为且不听教诲的“赤化顽童”唬住，殊不知反倒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会后，学生纷纷议论猜测学校里哪些是“赤化分子”，不仅不怕上当，还主动与自己心目中的“赤化分子”接近，争取他们的帮助。此后，跟林恩植比较接近的学生也对林恩植有了戒心。林恩植在学生和正直的教师中被孤立起来。
青年民主研究会会员都认为要进一步揭穿林恩植的真面目，尽一切可能把这个伪君子轰出玉环简师。但由于毕业考试在即，大家没有立即着手去做。考试结束后，大家再次商议，精心筹划。在对林恩植老底进行调查后，吕光贤、李杰华起草了《告玉师同学书》，深刻揭露了林恩植的身世，以及他如何钻进玉环简师，如何以伪善手法掩盖反革命面目、笼络人心、欺骗学生、为虎作伥，如何替主子姚莲生搜集进步青年学生情报，为反动当局提供镇压学生依据等行径。李杰华在文中指出，这位训导“既无为师的才干，又缺少为师的德性，我们这圣洁的学府，断断容不得市侩、政客混迹，特此恳请林训导另辟蹊径，到别处码头去发财吧！”传单贴满校园，也送到了林恩植宿舍，一张贴在房门上，一张端端正正地摆在他的写字台上。这位来历不凡的“顾长官门人”竟经不起这么轻轻一击，居然掩门哭了好几次鼻子，不久就悄然离开了玉环简师。
（五）抗议自卫队暴行
1946年7月的一天下午5时左右，西斜的太阳躲在浓密的云层里，东北边远处山头乌云滚滚，不时传来阵阵闷雷，空中没有一丝风，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农民们个个大汗淋漓，在刚插种不久的水田里忙着干活。
城南陡门头一座石桥附近，有四个国民党自卫队员凶神恶煞般地呵斥、谩骂几个农民，扣住几只装满稻草或河泥的河船，强迫农民卸下稻草，倒掉河泥，摇船为他们“办公事”。农民们不依从，双方发生争执。自卫队员不由分说，跳到河船上抢夺农民手里的船桨。岸上聚集了几十个围观的农民，个个气得两眼发直，脸色通红，恨不得把自卫队员拳打一顿，但怕自身会惹上麻烦，谁也不敢上前帮忙。
李杰华、吕光贤从坎门回来路过这里看到了这一切。他俩强压心中怒火，走上前去与自卫队员评理，指责他们在农忙时节抢夺民船、欺压百姓，要求他们立即把船桨还给农民。
自卫队员见两个读书人出来干预，有点心虚，争辩说：“公事要紧。”吕光贤要他们拿出可以在农忙时节夺船的公文来看看，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个理由来。李杰华借机向农民们揭露大兵一贯欺压百姓、无所不为的劣迹，并厉声喝斥自卫队员还桨。农民们见有人支持，壮起了胆，顿时呐喊起来，一齐围了上去。自卫队员见势不妙，丢了船桨，慌不择路跳进水田，连滚带爬地逃跑了。
李杰华、吕光贤因为教训了自卫队员，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心中感到非常痛快。两人在城里山嘴头路廊分手，李杰华到打石仓江宗遗同学家，吕光贤则回青南小塘家里。
吕光贤走到南门时，被迎面走来的两个自卫队员挡住，说吕光贤是在陡门头帮农民打他们弟兄的人。未等吕光贤答话，又过来两个自卫队员，四人一拥而上揪住吕光贤的双手和衣领，一面破口大骂吕光贤是煽动农民打他们弟兄的“三五”（当地老百姓称呼地下党游击队），一面推推搡搡地往县政府走。刚进县政府大门，自卫队员就高声喊叫：“煽动农民打我弟兄的‘三五’被我们抓到了！”话音未落，二三十个如狼似虎的自卫队员从各自的营房里窜了出来，把吕光贤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有的尽往致命的地方猛打。幸亏吕光贤头脑镇静，两臂紧紧夹住肋腋，双手护住胸口，屏住气任凭他们乱打乱踢。自卫队员足足打了20多分钟才住手，还把吕光贤绑在柱子上辱骂。
吕光贤被自卫队员抓进县政府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城，也传到了打石仓。李杰华闻讯后，立即赶回城里，连夜组织同学到县政府营救吕光贤。大家叫喊要找县长姚莲生评理，一窝蜂似的朝县府后厅姚莲生的住处涌去。刚冲到后厅，就被一个手持驳壳枪的自卫队员挡住，大家就在厅外呐喊抗议。姚莲生见局面很难控制，被迫出来见学生。经过交涉，他终于答应放人，但又以夜已深为由要大家先回去，有话明天再说。李杰华等考虑到这场斗争如何开展尚未认真讨论过，同时要找医生给吕光贤验伤治疗，于是决定暂时休兵。
离开县府，一部分同学与吕光贤亲属一起将吕光贤送往医院；另一部分同学随李杰华到潘友松同学家，商讨明天谈判条件和下一步斗争对策。大家提出：一要惩办带头打人的元凶，处分有失管教的自卫队负责人；二要赔偿医疗费；三要自卫队当众赔礼道歉，并要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谈判不成功，大家就继续发动群众，制造舆论，揭露自卫队的暴行。
第二天上午，十多个学生找县长姚莲生交涉。姚莲生谴责学生煽动农民打人，老奸巨猾地说：“经过调查，事情已经清楚，你们煽动农民先打了自卫队员，后来你们也被打了，双方都挨了打，就没有多少道理好讲了。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此类不愉快的事情，你们也不要再闹了。”学生们听了十分不满，纷纷斥责姚莲生不辨是非。李杰华驳斥他说：“你说自卫队员被打，有何证据？何不叫他来当场验证？”并把昨天下午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要求县长公断。学生们指出，过去经常发生自卫队员欺压百姓、随意打人抓人的事件，现在竟然发展到全体自卫队员在县府大堂内殴打一个学生，还将打得遍体鳞伤的学生捆绑在县府大堂的柱子上，而县长不仅不加追究，反而包庇、为之开脱，令人气愤。他们还表示，若得不到公正处理，就将事实真相公诸于众。姚莲生对这些警告似乎并不在意，冷冷地说：“我的态度前面已经说了，我不希望今后再出现类似不愉快的事件。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扩大事态。”还警告青年人做事要三思而行。这次谈判就这样无果而终。
当天晚上，学生们赶着刻印《告全县父老、学生家长书》。第二天一早，大家分三路散发传单，李杰华负责去楚门，其他学生分别去坎门、鲜叠等地，发动学生家长声援。家长们听了学生的述说，看了《告全县父老、学生家长书》后都十分生气，纷纷谴责自卫队员捆绑毒打学生的暴行。有几个士绅和县参议员给县长姚莲生打电话，谴责自卫队有失管教，若将事情闹大，对谁都不利。姚莲生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只好敷衍说自己已经对打人行为进行了追查，向学生保证今后不会发生此等事情，并要求士绅和县参议员帮助做好学生工作，以便平息事态。
董仲升和朱仁禺都十分关心学生斗争动向。正当学生们筹划再次派代表找姚莲生交涉时，董仲升找到吕光贤，告诉他国民党马上要发动“清乡”，根据这种情势，不宜开展更大规模斗争。大家认为，吕光贤伤势经治疗康复很快，这方面已做不出更大文章，姚莲生对自卫队已作了训斥，说明斗争已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时值暑假，学生们有的已毕业，其他已放假回家了，加上“清乡”一开始，学生活动会受到严厉限制，国民党可以制造莫须有罪名加害学生，这些情况对进一步开展斗争不利。因此，大家决定收兵，并分头去做同学工作。
（六）阻止出售救济面粉
1946年上半年，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美国以联合国救济总署名义，向国统区中国贫民提供救济。国民党省政府拨给玉环县50吨面粉，将其出售所得的钱作为修筑玉环县城到坎门公路的费用。
1947年初，因公路尚未开工，县政府借口面粉放久了会变质，向省主席呈准标售。县长姚莲生勾结县税处长林瑛等，由林瑛出面同商人合股压价投标，以每市斤300元价格出售面粉，姚莲生和林瑛事先各向商人索贿500万元。姚莲生赴省城述职，将此事交给林瑛处理。但县党部书记长董运铎、三青团总干事朱仁旸因未占到便宜，便急电致温州专员，请求增价标售。林瑛看形势不妙，就拉拢董运铎、朱仁旸秘密分赃。事情败露后，引起县城民众群情激愤。
玉环简师学生决定上街游行，强烈反对这种侵害人民利益的行径。虽然校长极力阻拦，但仍有部分学生冲出校园，“反对低价出售救济面粉”、“300元一斤的面粉我们不同意卖”、“把救济面粉救济贫民”、“反对贪污”等口号声响彻沿途街道。队伍行进到县府门前，大家列队高呼口号示威。一些官僚骂玉环简师学生“吃政府的饭，捣政府的蛋”。学生反击道：“我们吃人民的饭，为人民说话。”
坎门小教党支部也发动坎门小学和西头小学（俗称关帝庙小学）两所学校师生举行罢教、罢课斗争，揭露县长姚莲生勾结奸商贱卖、贪污救济粮。因商人准备立即发货到福州，学生们一边沿街张贴标语，鸣锣晓众阻止面粉出海，一边联合开明绅士进行竭力反对。随着斗争的推进，全县各地学生、群众也纷纷起来斗争，迫使商人捐出800万元作为修路和修理坎门小学校舍的经费，这次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七）揭露卖校长委任状
1947年春，国民党玉环县政府教育科卖小学校长委任状，以中饱私囊。许多目不识丁的人，只要有钱，就可以随便买到小学校长职务，借此逃避抽壮丁。许多师范毕业生因没有社会关系，就业无门，走投无路，民怨沸腾。
青年民主研究会调查了卖小学校长委任状的情况后，征得地下党负责人林建勋同意，决定组织力量，揭露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在鹰东小学任教的李杰华、赵典池和在青南小学任教的吕光贤等人，经过紧张准备，将国民党教育科卖小学校长委任状的丑行画成彩色连环画，编成《马凡陀山歌》和《李有才板话》格调的诗歌、顺口溜，写成传单、标语，选定在县城庙会大集市前夜张贴，以扩大影响。
3月13日，大家把漫画、传单和标语集中起来，发现数量很大，单靠几个人张贴，难度较大，何况还在国民党巡逻队眼皮底下进行，着实令人犯愁。但李杰华胸有成竹地说：“午夜动手，拂晓前完成是没问题的。”原来，早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和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等民主人士的历次活动中，他们都秘密张贴过标语、传单，甚至还有跟在国民党巡逻队屁股后贴标语的经验，这次工作量虽大，但只要大家分工合理，分路行动，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
经过仔细研究，大家决定分三路行动：第一路从西青街到县前坦，这里是集市最热闹的地方；第二路从县前坦到东门头，包括玉环简师、环山小学等处；第三路从县府前后到教育科长林达时房前屋后，途中有几个岗亭，张贴标语、传单有一定危险。阮积炎自告奋勇担当第三路。他们四人一组，一人负责用粉笔标定张贴位置，一人刷浆糊，一人贴宣传品，最后一人用棕刷抹平，这种流水操作使每人逗留时间缩短，目标变小，容易躲避。王曰椿还发明了刷浆糊简便法，把浆糊装在几个尼龙袋里并扎上袋口，在单边戳很多个小孔，往墙上一压，浆糊从孔中挤出，均匀地涂在墙上。他们前后只用两个多小时，就把所有传单和标语贴完。阮积炎他们还趁哨兵打盹，把漫画贴到岗亭上。
14日（农历二月廿二）清晨，商贩们熙熙攘攘来到大街上摆设摊铺，开始人们误以为墙上五颜六色的标语是庆祝庙会集市贴的，待天一亮，才发现这些宣传标语是揭露县政府教育科卖小学校长委任状的，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上前观看的群众络绎不绝，有的还故意高声朗读诗歌、顺口溜，引得众人哄笑，大家都痛骂教育科的种种丑行。自此，教育科再也不敢卖小学校长委任状了。
（八）掀起“六三”学潮
1947年6月3日，恰逢林则徐禁烟11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县政府在城关城隍庙召开纪念大会。上午，玉环简师师生排队整齐地进入会场，因久等不见县政府机关人员，便把校旗插在会场上，大家暂时解散休息。会议即将开始，玉环简师师生重新集队时发现原来那块阴凉的集合场地竟被稀稀拉拉的军警占了，校旗也被丢弃在烈日曝晒的地上。面对军警如此仗势欺人的无理行为，学生们长期积压在心中的对国民党政府痛恨不满的情绪难以自制，认为此事关系到玉环简师师生的声誉和尊严，纷纷提出抗议。教导主任周侃对军警的蛮横无理也表示愤慨。
大会期间，玉环简师学生自治会主席、共产党员叶善龄上台演说。他首先表示要学习林则徐禁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然后又含蓄抨击国民党当局为了发动全面内战，把沉重的战争经费负担压在国统区人民身上，导致全国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教育经费锐减，教师和学生生活待遇连年降低，以致广大师生处于备受饥饿的困境，同时还指责了军警目无学生尊严的蛮横无理行为。
叶善龄的发言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敏感神经，令他们十分尴尬。尤其是听到叶善龄说“玉师学生喝稀饭，怎能经得住烈日曝晒，一晒便散发光”的讽刺话语时，站在一旁的县长王思本当即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宣布散会，并责令教导主任周侃和叶善龄到县府受训。为了保护周侃和叶善龄人身安全，一大批玉环简师学生也跟着涌到县府大门口，以示声援。
县政府强迫教导主任周侃辞职离校，这进一步激起全校师生的强烈愤懑。中共玉师党支部商量决定，暂停同学们在环山小学的毕业实习，组织师生参加罢课斗争。全校各班推选出代表后，迅速成立了由盛世樵、叶善龄、邓逊复、张燕征、余必煜、吴君锵、干鑫夫等十多人组成的罢课执行委员会。盛世樵主持当晚执委会议，要求各委员包干带领好本班同学，积极参加罢课斗争。同时，在董仲升带领下，教师也进行了罢教活动。
港南分区委书记林建勋得知玉环简师学生进行大罢课的消息后，立即派吕光贤进城找到盛世樵，转告他这次罢课活动意义很大，要领导好，并争取团结更多的同学和老师，积极发挥学生自治会作用，同时也提醒盛世樵，作为支部书记应尽量少露面，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侦探的注意和怀疑，这样才能使党支部长期隐蔽在学生之中，又能继续领导学生运动。
第二天，学生代表叶善龄、应圣源、干鑫夫、张燕征、吴君锵等到县政府同教育科长林达时、警察局长黄炯谈判，林达时、黄炯要学生无条件立即复课。为此，学生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县政府要向被迫害的周侃老师和叶善龄同学道歉，并让周侃老师继续留校工作；第二，保证今后尊重教师尊严和学生人格；第三，改善学生膳食，恢复学生原有公粮待遇。并表明只有达到上述三个条件才能复课，但县政府代表拒不接受。
为了转移县政府对参加谈判学生代表的视线，扩大罢课活动的社会影响，罢课执行委员会领导同学们向全县各界发送《呼吁书》、《紧急呼吁》传单，张贴《告全县人民书》，大造声势，从而得到社会舆论广泛支持。
- 董仲升与玉环简师部分学生合影。前排左起：林昌星、胡定才、
赵典惠、董仲升、姚扬徽、董服升、吴君锵、王小喜；后排左起：
叶善龄、龚进龙、汪云明、阮积炎、朱义人、董招春、叶尚青、
谢重九、董绍郊、牟惠珍。
6月6日，县政府采用更为狡诈的手法对付玉环简师学生，下令玉环简师提前放暑假，全校师生限时离校。对此，罢课执行委员会于当天下午就在校内举行控诉大会，绝大多数学生参加大会。大会由共产党员、进步学生主持，中间偏左的学生轮流当主席，会上发言的有共产党员、进步学生，也有一般学生。大家不顾会场周围十多名国民党县党部的人以及特务的监听，纷纷上台揭露、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不顾民众死活以及残酷迫害学生的种种劣迹。一些学生的控诉声泪俱下，深深地感动了大家。共产党员应圣源最后在会上发言说：“由于政府当局坚持反动立场，校门暂时被关闭，但大家不要灰心，斗争没有结束，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将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校长叶一梅注视着控诉大会上的主持人，但因为学生们轮流主持大会，所以看不出谁是“主谋”。当天夜里，自卫队到玉环简师驱逐寄宿学生，限令第二天早晨全部离开学校，在学校周围还派自卫队巡逻。
6月下旬，县政府开除叶善龄、应圣源、张燕征、干鑫夫、吴君锵等人的学籍，并予以通缉。中共玉环区委预料到国民党政府会对玉环简师学生下毒手，迅速组织玉环简师学生14人、小学教师和社会青年14人离开玉环到括苍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
（九）争夺自治会领导权
中共玉师党支部一直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但是许多斗争要借助公开、合法的手段才能进行，因而学生自治会领导权控制在谁的手里成为举足轻重的问题。在三次学生自治会选举中，共产党和国民党三青团都花大力气争夺选票。由于进步学生在人数上占优势，三届学生自治会主席，一届由进步学生骨干担任，两届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这样一来，地下党组织能够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学生进行集会、罢课、游行等斗争活动。尽管国民党当局怀疑在这一系列行动背后有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策划，但一直找不到确凿证据。
玉环简师办学七年多时间，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进步学生和共产党员手中，董南鑫、盛世樵、叶善龄、冯显福、王仁琮、张昌斌等人都先后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组织在前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将要毕业时，就提早一个学期选择接班人。在选举自治会主席时，尽管共产党员和三青团员双方各有行动，但广大学生都唾弃三青团。
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三青团员，但他们不甘心在这腐败的社会里苟且偷生，希望通过学到的知识去改造社会以振兴国家，即所谓 “读书救国”。于是，校方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安分守己、效忠党国”，用读书来富国强民。能否将这批学生团结起来，不但关系到这批人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且直接影响到校内斗争中双方力量的对比。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骨干主动和他们接近，向他们推荐进步书刊，宣传革命道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进步。为了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地下党员采取多种组织方式，加强与他们联系，从而紧紧地把他们团结在地下党组织周围。
（十）反击当局“高压”政策
一批又一批玉环简师学生离校奔赴括苍游击根据地，使得国民党县政府既恐慌又无奈。他们抓不到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就拿其家人出气，扣押了王小喜、赵典池等人的父母，派兵包围叶尚青家进行突击搜查，勒令汪云明、盛世樵父母将儿子找回来。
1949年2月，国民党县政府加强了对玉环简师的控制,撤换了原任校长邹益治，任命大地主姚绍虞为校长。学校限制学生在校活动，规定学生离开校门不得超过150米，使整个学校像个集中营。
毛止熙继任县长后，一面派兵在楚门半岛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清剿”，一面气势汹汹地带着一批荷枪实弹的军警来到玉环简师，召集全校师生进行训话，大骂共产党，继而告诫青年莫管国事，埋头读书，并恐吓学生要是参加“三五”就要枪毙，妄图以此来吓倒进步学生。
个别教师配合校长的“高压”政策，以关心学生为名，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共宣传。对此，中共玉师党支部除了暗中给予“消毒”外，在教师宣传反共言论时就发动同学起哄来扰乱课堂秩序。一位音乐教师只会教乐理、弹风琴，声乐基础很差，大家就抓住他的弱点，强烈反对他上音乐课，弄得他狼狈不堪。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常在黎明前把地下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胜利捷报以及“跟着蒋中正，一定要送命；跟着毛泽东，一定能成功”等传单贴遍玉环县城，群众看到传单，纷纷奔走相告。这极大地鼓舞了民众，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恐慌，出动大批军警到处搜查。有一夜，军警气势汹汹地来到地下党员黄开柳租住的地方，翻箱倒柜地进行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黄开柳早已把口号标语藏在竹床的横档里，躲过一劫。
学校三青团以组织警钟篮球队为名，企图拉拢青年学生加入三青团，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还对进步学生蓄意寻衅，公开谩骂。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沉着应战，积极团结青年学生，使三青团周边的人寥寥无几，变得更加孤立。
国民党县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和县党部仅有一墙之隔的玉环简师这座“后院”起火。于是，派特务、密探经常出入玉环简师，监视进步学生活动。担任军训、历史课的董某与特务打得火热，在学生面前公开声称自己是县长派来的，经常窥视进步学生的行动，成为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的一大障碍。中共港南分区委听了汇报之后，立即以地下党组织名义写警告信给董某。这一招很奏效，董某看了警告信后，反共气焰大为收敛，再也不敢公开反对进步学生开展活动。其他一些见风使舵的教师见董某如此，也都变得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