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一种群体行为，除了刀光剑影的正面战场，还有一条不见硝烟的无形战线。无论是开展地下工作，还是与国民党面对面地进行武装斗争，情报工作同样十分重要。中共玉环地下党组织高度重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组织一大批地下党员、进步群众乃至少年儿童积极投身到情报网络建设，把触角延伸到国民党政府和军警的眼皮底下，密切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第八章 建立情报网络
准确系统地掌握情报信息，是取得斗争主动权和决胜权的前提条件。玉环情报工作分为内线、外围和交通站（或称联络站）三种形式，以单线联系为主。情报人员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却懂得做情报工作的政治纪律，在具体工作中尽可能把工作做细做好。情报网络建立后，从国民党内部获取了大量可靠的情报，而且从没有出过大的差错，这为地下党组织活动的顺利开展、保护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
一、编织交通联络网
早在抗战时期，玉环地下党组织就在外塘建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主要与乐清白溪、朴头党组织进行联系。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确保党内通信联络的畅通与地方根据地之间的顺利联系，玉环地下党先后在楚门塘垟、筠岗、芳杜、清港、凡塘、田马、桐丽以及玉环县城、青南、城南、坎门、小古顺等地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点），开辟了南至温州，西至海山、乐清，北至港北外塘及台州等地的多条交通主线，选择了坎门、西台堤寮岙、里岙石仔岙、青南西滩、乌岩咀、大麦屿等出海口。在交通联络站（点）边缘及外围，建立了交通联络网点。这些交通联络站（点）为地下党组织进行传递内部书信、散发宣传品、接应护送干部和军用物资等活动。地下交通员在接受交通联络任务时，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天寒地冻，都能按时完成任务。遇上国民党军警搜查也都能机智勇敢与其周旋，较好地完成了地下党组织交给的艰难任务。
（一）港南地区情报联络
1946年10月至1948年8月，林建勋负责港南地下党工作，先后建有五个交通站：城区站设在朱仁禺家，城北站设在小塘吕光贤家（后改叶世桃家），坎门站设在叶见颖家和李由胜家（李由胜被捕后停止使用），城南站设在小岙叶克远家，小古顺站设在林思温家。
凡从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内线手中获取的情报，由城区交通站转交上级地下党组织。1948年8月，朱仁禺家被国民党搜查后，城区交通站转移到东山头张昌斌家。
小塘交通站出口就是西滩，面临乐清湾，直通海上游击根据地。党组织以小塘党支部成员为核心，建立了与海上游击根据地联系的地下交通站。交通站联络工作原来由吕光贤和董敏志夫妇负责，地下党员叶世良和叶世桃兄弟俩配合做好海上交通联络工作。1946年秋，吕光贤在玉环简师毕业后，为了方便玉环陆上地下党组织与中共海山工作委员会、海山武工队的联系，地下党组织动员当时任青南乡长的吕光贤叔叔吕闻涛出任青南小学校长，安排吕光贤任教导主任，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国民党警察局在青南乡通往县城的西青岭头设有检查站，对共产党行迹进行严格稽查。吕光贤在递送大体积宣传资料时，都作严密封包，以青南乡公所名义，标上“国民党玉环县党部”或“玉环县政府民政科”等字样，让交通员乔装成官员押送。这样一来，国民党警察不敢轻举妄动，不易觉察包装的是共产党的宣传资料。1947年10月，青南小学联络点负责转送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上括苍山参加中共乐清中心县委举办的第二期青训班学习，但上山的陈守定、柯宝琛、章才水、施立松、赵典池、周芳斌、车志标、朱义人、张人勋、邱昭宏等人中有的行踪被国民党政府察觉，再加上青南小学全校7名教师走了4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国民党政府派十多名便衣警察夜间埋伏在西滩北山嘴船埠头，拦截出海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幸好这天晚上因潮候不适没人出海。国民党警察扑空后转向青南小学，包围了学校，审查教师，但也没有结果。吕光贤火速将情况向林建勋作了汇报。林建勋果敢地决定：青南小学停课，教师撤离。
吕光贤转入地下工作后，叶世良接任小塘党支部书记，具体联络工作由他们兄弟俩负责。这个交通站成为港南党组织与海上部队联系的重要通道，打从这条线经过的地下党员大多由小塘交通站接待。解放玉环时，攻城部队就是从这条线走的。
坎门交通站以西头小学为据点，以坎门、西台堤寮岙等为出海口，直接通往大青岛、小青岛，保持与海上游击根据地、中共玉环区委的联络。1947年10月，坎门交通站和小教支部接受区委下达的任务，接应玉环区队夜袭县渔会，收缴了不少枪支弹药。
小岙交通站位于县城南侧，是林建勋等人活动比较频繁的交通站，北有城区交通站，西有小古顺交通站，南有坎门交通站和里岙、方岩山头外围联络点，西北有枫水山头等外围联络点。1947年，党组织通过小岙交通站输送进步青年至乐清括苍支队总部。1948年春，叶克远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搜查后，交通站转至附近半山继续活动。
小古顺林思温是林建勋的大哥。在林建勋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家投身革命，他家是玉环地下党开辟玉环岛西部的重要立足点。在游击队粮食紧缺时，林家两次捐粮（每次均在500斤左右），由小古顺支部运送到部队。
1948年8月，继林建勋之后，盛世樵负责港南地下党工作，董南鑫任沙鳝小学党支部书记，常有地下工作人员在学校借住。1948年10月，毛止熙任命自家亲戚江某为沙鳝小学校长，监视每位教师的一举一动，给地下党秘密活动带来了较大困难。尽管如此，沙鳝小学党支部仍坚持斗争，完成各项任务。他们获悉坎门一地主到沙鳝一带收租，考虑到游击队经费短缺，就把消息报告地下党组织。括苍支队第三中队得到情报后，派张永南带两名队员埋伏在鳝鱼头一个地下党员家里。当这个地主绕西青塘、小湾、鳝鱼头各村转了一圈要回家时，张永南等尾随跟上，走到麻车塘凉亭附近将其捉住，送到大青岛作人质，通知他家人拿钱来赎。
地下党一般采取发信的办法向大地主筹款，但发现有人利用这种方法混水摸鱼。12月，龟山地主陈家声接到一封筹款信，署名是“三五支队司令周丕振”，为此全家人很惊慌。陈家声专程跑到小湾找董南豹商量。董南豹秘密将信送到董南鑫家，打听是不是“三五”的信。正好盛世樵也在，对信进行了鉴别，认定是冒牌的。于是，他们将计就计，打算来个瓮中捉鳖。到了取款日期，陈家声按时把钱送到指定地点。盛世樵带了几个武工组成员，埋伏在采桑岭头周围，观察动静。等了一夜，未见有人前来取钱。陈家声未受一点损失，安然回家。事后，他家里再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他很感激武工组，自愿捐募一笔经费给共产党。1949年春，沙鳝小学地下党员响应组织号召参加部队，党组织随之停止活动。
（二）港北地区情报联络
楚门以塘垟交通站为中心，配有专职交通员，东与筠岗交通站联络，西接外塘交通站，并与密溪应家、田马蒲田、东岙、石角底等地保持联系，经常为部队筹款、借粮、收税、采购药品及转送款项、文件等。
由于外塘位于楚门半岛中西部，南界楚门，西濒乐清湾，遥对海山和乐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开始，地下党先后在这里设立三个交通站，初期与乐清白溪、朴头的党组织进行联系，传递情报、掩护工作人员；后期经常为海上部队运送粮食、转送款项、护送工作人员、采购生活用品和传递文件、情报及书籍，并保持与塘垟、清港等地交通站（点）的联系。
1940年4月，中共台属特委指示朱仁禺通过陈愚亭介绍到清港小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建立沟通台州与乐清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并通过三条交通线与港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一条是由谷光、胡义夫等组成的清港线，一条是由钱启厚、王咏樵、钱启敏等组成的外塘线，另一条是由陈君夫、孔松宝等组成的楚门线。
1948年底，国民党县政府把港北作为“清剿”重点。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玉环区委特别需要加强同各支部的联系，因此情报工作更具紧迫性和危险性。一批地下党员、进步群众乃至学生临危受命，主动承担交通联络任务：县中学生罗地夫负责联系楚门镇附近乡村十多个党支部，学生杨心棣与其父杨小康联系外塘乡盐民支部，王洪昌负责联系地区工作人员叶华，田马乡蒲田荣等负责直接联系朴树岗山头区委机关，地下党员陈哲中负责联系城区党组织。
罗地夫对信件、报刊的存放十分谨慎，在鸡窝底下挖了个坑，上面盖一块薄石板，再撒上鸡粪，瞅准时间以最快速度转送。一个夜晚，他送一封绝密急件到苔山岛游击队驻地，通过三眼陡门岗哨时被搜了身，幸亏信件藏得十分隐蔽而未被发现。他迅速赶到外塘林存邦家，第二天天还没亮，就乘船把信安全送达目的地，回来时又带回信件及《工农先锋》、《浙南周报》。为避开国民党兵的搜查，他在天马山同学家住了一宿，再乘小船回家。
一天，中共玉环区委转来一本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油印本，要求楚门小学党支部翻印100本。大家接到任务后，马上分工落实，王学友刻字，罗地夫油印，其他人装订，整整忙了一星期才完成。当他们准备把刊物送往区委机关时，不料碰上四个国民党兵来学校检查。他们急忙把刊物藏到秘密地方，然后趁夜里把刊物送到外塘，由外塘支部转送到区委机关。
还有一次，地下党组织交给罗地夫一封紧急信件，要他尽快送给筠岗党支部书记徐丕荣。由于东门、三眼陡门、南塘头都有国民党兵岗哨，夜里戒严，无法出城，罗地夫只得从水洞门坐小船到塘垟，再到筠岗。将信件送到筠岗时已是下半夜，于是就住在徐家。第二天一大早，罗地夫返回楚门。谁知这天下午，徐丕荣被便衣特务发现，遭国民党军警包围，在越墙脱险时，被子弹击中腹部，光荣牺牲。原来，这个急件就是让徐丕荣提高警惕，不料还是晚了一步。大家为徐丕荣牺牲深感悲痛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三）温岭方面情报工作
1948年12月，温岭师范、温岭中学进步师生根据丁世祥指示，在学校里组织花山读书会，并拟定了章程。他们还创办了《花山报》，既起到交流读书心得作用，也起到传达形势、传递情报作用。由于《花山报》办刊经费困难，便向会员和广大师生进行募捐，用捐款购买了一台收音机，用来收听新华社新闻。他们把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各种消息转载到报上，激发师生革命热情。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把《花山报》散发到教育科及其他政府部门。1949年4月，丁世祥化名曾然，写信给温岭师范化名周西的王伯敏，指示他负责把温岭新青联建立起来，并寄去了新青联章程。
收集有关国民党的情报是读书会、新青联的一项重要任务。温岭师范的王伯敏、滕士平、夏理荣和温岭中学的王行新、林启梅等人，在情报工作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反动成性的童葆昭任县长以后，情报搜集工作更为繁重。林启梅差不多每星期都要跑一趟中共玉环区委和温西地下党组织，传送反映国民党动态的情报，同时带回革命传单，送到城里散发。
解放温岭前夕，王伯敏等想方设法摸清城内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布防等详细情况。王伯敏和青年学生王华成、王行新等搞清了城内国民党军队布防、碉堡火力点分布等情况后，由王伯敏绘制国民党军队军事设施图和城内地形图，交给丁世祥，为攻城作准备。
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密不可分。随着游击支队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再加上国民党温岭县长卢伯炎不愿与共产党结冤作对，因此地下党组织试图通过统战工作和平解放温岭县。温岭县参议长张心柏是进步人士，在抗战时期曾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战时青年服务团工作，与国民党官员张晓崧等人展开过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张心柏顺应历史潮流，为解放事业收集情报，做了不少工作。在争取说服卢伯炎和平解放温岭的工作中，中共大溪区委书记陈文通过叶斐英和张心柏做卢伯炎的工作。后来，丁世祥通过王伯敏、张心柏介绍，亲自做卢伯炎工作。经多次接触谈判，卢伯炎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放温岭的协议，并且表示在解放温岭县城之前愿意为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提供军事情报，不干涉地下党革命活动。
- 丁世祥化名曾然给王伯敏指示工作
5月中旬，国民党乐清县长王付臣、国民党浙保四团三营营长丁昌周带领败退的部队退守大溪，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王云沛率6000兵力设防海门（现椒江区），使卢伯炎乱了手脚。他急忙召开应急会议，在会上把应付时局工作推给县参议会，想使自己脱离干系。但不久卢伯炎还是被撤职，国民党派内河水警局长童葆昭接任温岭县长，和平解放温岭计划落空。此后，叶斐英、张心柏继续配合游击队，为武装解放温岭县城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1949年5月28日，浙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玉环县委、温西区委和温西北区委配合下，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军事情报，经过激烈战斗，消灭了守城国民党军队，活捉了县长童葆昭，解放了温岭县城。
二、打入国民党内部
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国民党内部情报，党组织有计划地派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警察所和邮政通信等要害部门，开展情报工作。
（一）邱昭宏潜伏县党部
1943年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加紧对浙南地区地下党进行“清剿”，疯狂杀害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城区地下党组织为保护党员和革命群众，于1945年7月派地下党员邱昭宏打入国民党县党部，搜集地下党迫切需要的情报，与杨谟保持单线联系。
邱昭宏到国民党县党部工作后，虽有机会看到一些国民党内部往来文件，听到一些国民党内部的谈话内容，掌握了国民党官员的一些政治动向，但无法了解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对付共产党的具体活动情况。
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驻玉环的调查员行动诡秘，办公室就在自己的寝室内，往来文件全由他亲自掌管和直接办理。杨谟要求邱昭宏设法尽早弄清这个调查员手中文件的内容，和他对玉环地下党组织的了解程度。邱昭宏考虑，只有秘密进入调查员的寝室才能完成这项任务。调查员房间西边紧贴县党部书记长办公室，东边紧挨其他寝室，前面是公用通道，平时来来往往的人又多，要秘密进入他的房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邱昭宏密切注意机关内部人员的动态以寻找最佳时机。
一个周末的下午，调查员及住在机关内部的人员都回乡下老家了，只留一个工友看管，这让邱昭宏找到了机会。他发现调查员的房门里面上了闩，关得很结实，无法进入，而相邻的县党部书记长办公室房门却半开着，两个房间相通的房门虚掩着。于是，他趁工友离开办公室外出的机会，急忙找杨谟一起冒险进入调查员房间，快速翻阅文件，然后按原样放好，再把房门按原样关好。就在他俩刚走出房间时，工友正好从外面回来。邱昭宏和杨谟都捏了把汗，直叹好险。
做情报工作，必须处处小心谨慎，绝不能鲁莽行事。邱昭宏经过深思熟虑，发现一个既安全又能获取更多情报的途径，那就是设法在文件送给调查员之前就拆看。当时调查员常外出不在机关，收到的文件都暂由另一位职员保管。邱昭宏发现这个职员比较大意，要获取文件的机会较多，但要拆看密件，只能在办公室秘密进行，拆看时还要提防被人发觉，又不能留下拆看过的痕迹。经过几次成功的试拆后，邱昭宏就用这种办法获取情报，并随时向地下党组织汇报。
地下党组织要求邱昭宏设法搜集到国民党监察组织网络情报。邱昭宏经过秘密细致的调查，摸清了每个监察员住址、区分部所在地，列了份详细的清单交给党组织，使地下党对全县国民党情报网络了如指掌，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斗争。随后，地下党组织利用获取的情报，镇压极其反动的国民党特务，处决了县城国民党特务组组长；对多数国民党特务采取口头警告或书信警告的方式，责令其停止一切反革命活动；对少数国民党特务进行争取，如楚门地区国民党情报组长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内线。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县政府在坎门抓了两个乐清人，据说是地下党员，在审讯时还被用了刑，此案是否牵涉到玉环地下党组织尚不清楚。于是，杨谟要求邱昭宏想办法尽快搜集到口供。邱昭宏经过认真仔细考虑，亮出县党部这块牌子，以及时向省监委会上报审讯口供为由，建议县党部监察委员把两个乐清人的口供抄录过来。监察委员听邱昭宏说得在理，就把这件事交给邱昭宏办。邱昭宏便堂而皇之地找县政府负责此事的秘书索取口供，名正言顺地把口供拿到了手。
邱昭宏利用工作之便，将全县国民党各区分部及书记、执委名单整理好，交给地下党，使地下党全面掌握了国民党下属机构和人员，以便及时采取对策措施。
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在县城实行夜间戒严，而且经常变换口令，这给地下党活动造成极大不便。按照地下党组织要求，邱昭宏想方设法将口令及时取到手，随即送交给地下党组织。
- 朱仁禺化名黄原传送的军事情报
杨谟调到坎门小学工作后，邱昭宏转而与朱仁禺保持单线联系。一天中午，邱昭宏刚从机关下班回到家，就来了一位玉环简师国民党员身份的职员，告诉他学校一职员拾到一本地下党油印小册子《怎样做个好党员》，交给了校长。校长上午送到县党部，监察委员让校长直接交给邱昭宏上报。邱昭宏听后感到事态严重，如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危及地下党组织安全。他一方面稳住这个职员，拖延写报告时间；一方面连饭也顾不上吃，立即向朱仁禺作了汇报，建议马上转告玉环简师有关人员，转移全部文件和一切进步书刊，注意隐蔽，防备搜查。玉环简师地下党组织获悉及时采取措施，化解了这一险情。
一天，国民党坎门区监察员送来一份报告，说坎门小学有共产党在活动。虽然报告中没有具体说哪个是共产党员，但毫无疑问，国民党对地下党活动已有所察觉，并给予了关注。邱昭宏立即向朱仁禺汇报，地下党组织及时转告坎门党支部提高警惕，防止意外。
1947年10月，玉环区队在坎门收缴了县渔会枪支，这是地下党在玉环港南地区的第一次武装行动，让国民党政府深感恐慌，寝食不安。于是，他们密谋侦探和破坏地下党组织。第二天，陈昌镛匆匆赶来告诉邱昭宏，说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在密商逮捕杨谟，此事恰被董仲升听到，要迅速通知杨谟离开玉环。邱昭宏立刻向朱仁禺报告，可朱仁禺因卧病在床无法通知杨谟。邱昭宏马上动身赶赴坎门直接通知杨谟，使杨谟安全地离开了玉环。不久，邱昭宏按地下党组织指示到乐清参加游击队。
（二）陈伊言巧布情报网
1947年，年仅16岁的施立明在县邮局当雇用信差，工作繁重，但是薪俸很少只能勉强糊口。施立明在送邮件过程中认识朱仁禺，接受了政治启蒙教育，思想上倾向共产党，并开始帮朱仁禺做些工作，经常把朱仁禺的信件秘密保存起来，不让邮局负责人潘鸿龄过目审查。朱仁禺撤离本县后，仍常写信鼓励施立明好好工作，告诉他：“天快亮了，国统区青年应积极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配合前方解放大军作战，以加速解放全国。”朱仁禺寄《浙南周报》等报刊给他，让他乘夜深人静的时候，将刊物散发到县城的一些地方。施立明甚至把《浙南周报》贴到邮局对门县参议会大门上。第二天，人们争相观看，轰动全城，使得参议会官员大为震惊恼火。
1948年4月，中共港南分区委指示陈伊言打入国民党县政府做情报工作。陈伊言利用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建设科当办事员。建设科隔壁就是军事科，军事科上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下达玉环县各自卫队，掌握着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这里就成了陈伊言获取情报的主要目标。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接触，陈伊言发现军事科办事人员警惕性不高，经常敞门无人。陈伊言乘机多次潜入，偷阅案头公文，翻拣废纸篓里的油印蜡纸，从中获得了不少情报。
接着，中共玉环区委发展城关工农子弟姜奶弟、陈荣星、王德宝、方碎堂和知识青年陈希鸿、李观栋、施立明、阮美凤、潘文珍加入情报队伍，建立地下情报网络。陈伊言和潘文珍夫妻俩是玉环简师同学，两人都成了地下党情报工作人员。
陈伊言将获取的情报装入玻璃瓶里埋在自家地板下，待机送出。但因夜间经常外出活动，引起租住在他家的法院秘书张某的怀疑。他暗中盯梢，向县长王思本报告了陈伊言的行踪。5月的一个深夜，王思本带领自卫队到陈家搜查，但一无所获。这使陈伊言提高警惕，更加小心谨慎，尽可能避开特务的视线，把情报及时送交朱仁禺。
毛止熙升任县长后，为加强城防，亲自带一个班回密溪老家运枪。潘文珍认识在其父亲染布店当过学徒、现为毛止熙卫队队员的翁某，从他口中得知运枪消息。陈伊言立即转告党组织，使毛止熙在筠岗岭头丢了枪。
陈伊言与施立明接触认识后，继续向他宣传革命思想，讲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指导他认清形势。同时给他布置了任务，并提醒他潘鸿龄是中统特务，今后办事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施立明意识到所处环境的险恶，也对潘鸿龄更为戒备。邮局临街，一间平房古老破旧，施立明住在邮局隔壁，潘鸿龄卧室离邮局也只有 50米左右，跨过几道门坎就到邮局。夜里，潘鸿龄一般都去嫖赌玩乐，但有可能随时折回邮局，与其周旋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施立明掌握了他的活动规律后，抓住时机，多次深夜独自进入邮局，借助豆油灯，偷偷查看国民党军事机关的来往信件。施立明将省保安司令部转发的《海陆空军旗谱联络图》照样画了下来交给陈伊言。后又获取玉环县军事科转发给楚门区署驻军半个月期间的戒严口令。
朱仁禺因病到根据地治疗后，陈伊言工作由港南分区委书记盛世樵直接领导。1949年初，陈伊言根据上级指示，加紧收集情报，以保证部队多打胜仗。他布置陈希鸿、李观栋、陈荣星分头侦察国民党部队驻地、武器装备及碉堡兵力等情况，做好瓦解驻军的工作，自已则去摸清县府周围哨位和通道情况，把整个县城兵力分布、碉堡、岗哨、番号、人数、武器配备、自卫大队队部、国民党县长和秘书的卧室都一一标明，绘成《玉环县敌军实力分布简图》，连同阮美凤从警察局抄来的国民党部队近期统一口令等情报一起交给潘文珍，再由杨素英转交地下党组织。
- 地下党内线掌握的国民党军事布防情报
刚年满18岁的施立明加入共产党后，更加兢兢业业为革命事业工作。3月下旬，他发现一份1949年4月1日至15日半个月的军事戒严口令，便很快地抄下来转交陈伊言。陈伊言再根据近期情况变化，将《玉环县敌军实力分布简图》留底作了纠正和补充，然后塞入雨伞柄内，送往里马道阮积鋆家。在经过西青岭花粉宫时，迎面遇上屁股后吊着木壳枪的便衣特务。他将陈伊言拦住，并要对其进行搜身。陈伊言仔细一看，原来是毛止熙卫队队员翁某，见过几次面。陈伊言装作若无其事，像见了多年未遇的老朋友似的，拍拍他的枪说：“你好威风呀！难道不认识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哟！”陈伊言看他有点认出自己，便开玩笑似的说：“你老兄可别把我当共产党，这个玩笑我可担当不起呀！”又拉扯了几句，便甩掉他，顺利过了关。
这半个月的戒严口令，一两天便送到大青岛和括苍支队队部，而国民党军事科接到上司的口令是拆分为每两天一次下达到城区各自卫队和单位。这就是说，括苍支队一下子掌握了半个月的口令，而城区的国民党下属却只能提前两天知道口令。这份情报和陈伊言绘制的军事分布图，在括苍支队解放玉环战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部队按照图纸进行战略部署，利用口令顺利地通过了岗哨，能够准确掌握进攻时间，从而取得了解放玉环的主动权和决胜权。